文 《法人》记者 吕斌

　　对于全国各地兴起的自贸区热潮，赵晓雷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弄明白自贸区的含义。在他看来，改革的途径多种多样，自贸区涵盖了很多积极因素，即使不成立自贸区，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自6月初自贸区申报被中央暂停以来，有关自贸区的消息就一直牵动着外界的眼球。作为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与自贸区相关的政策与实践，并亲自参与了多个省份的自贸区申报规划。

　　6月27日，就自贸区申报以及建设有关问题，赵晓雷教授接受了《法人》记者的专访。

　　赵晓雷认为，关于自贸区“叫停”的信号早有释放，但暂停只是一种手段，如何让自贸区申报更为科学合理，才是核心目的。

　　自贸区是国家战略

　　在赵晓雷看来，自贸区的功能和以往的开发区、保税区等完全不同。自贸区首先是国家战略，无论放到哪里都可谓一种机遇。

　　赵晓雷告诉《法人》记者，自贸区体现的国家战略意图至少有三项：第一是主动适应全球化经济治理的新形势与新格局，即主动地参与、引领规则制定。

　　“若等到别人规则制定好了我们再进去的话成本就很高，这一点吸取了WTO的教训。我们在主动地加入规则制定的过程当中，这样就尽可能地占一点话语权。”赵晓雷说。

　　第二个战略指向是：同时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目前中国经济也处在贸易转型、发展转型的时期，正面临从商品输出转型到农业输出和投资输出，这种转型正好可以趁着全球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来进行。

　　第三个战略指向，是以开放型经济体系来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即搞清楚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倒逼改革。新一轮的经济治理构架调整与以往不同，是后WTO经贸投资新规则，其核心要素是行为规制和监管制度的协调一致。

　　赵晓雷表示，自贸区体现的国家战略意义，涉及投资准入、透明度、竞争压力、权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商务纠纷的解决机制、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甚至国家安全等一系列内容。而新一轮的投资贸易规则会涉及更深层次的贸易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涉及法律法规层面的调整。

　　“我们要去对接，就是主动参与和主动引领，那就涉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赵晓雷认为，如果不开放还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但一旦开放，就一定要对接全球规制和制度，就必须改革，否则可能一切都接不上。

　　“现在我们进去，不是他们要拉我们，而是我们主动进去。就要从自我改变，符合他们的规则。”赵晓雷告诉《法人》记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有其目的所在：一是出于进一步控制市场的目的；二是为了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更重要的是继续居于全球经贸价值链的顶端，获取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

　　核心是制度创新

　　“目前，中国在全球市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而没有任何一种机遇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怎么去应对？”赵晓雷说，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参与、主动适应、主动引领，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既然是一项决策，那么上海自贸试验区事实上也是根据顶层设计而来，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意图。

　　“那么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仔细研读这个方案，对其总体目标、主要建设任务等也就清楚了。自贸区的核心还是它的制度创新。”赵晓雷说。

　　而制度创新包括营销环境、政府监管、外资引入、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多个层面，上海自贸区成立至今半年有余，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制度创新上，并不在于引进了多少外资，新注册了多少企业。

　　赵晓雷认为，上海被选为首个自贸区设立地，有其自身的优势。自贸区的建设要考虑多个方面，而上海自贸区前身就是“综合保税区”，其28平方公里的区域，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其次，上海自贸区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做，而是前后延续了十年。上一届政府就曾经报过好几次提案，方案在一次次修改，期间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培养基础，前后时间跨度很长。

　　第三，自贸区放在上海，也和上海的经济现状相吻合，上海致力于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本身的“四个中心”战略，也是国家战略的延伸和体现。

　　目前，上海在推行中的“负面清单”政策，被认为是制度创新的开创之举，其中涉及的金融开放等政策尝试，被认为极具试验价值与推广意义。可复制与可推广，实际上也是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根本理念。

　　“面对一些业务的开放，风险如何可控、监管如何有效、对经济的冲击如何，都可以先试验一下，看看怎么施行是合适的，等监管制度成熟了，就可复制、可推广，自贸区就是这么一回事。”赵晓雷说。

　　改革不在于成立特区

　　对于全国各地兴起的自贸区热潮，赵晓雷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弄明白自贸区的含义。在他看来，改革的途径多种多样，自贸区涵盖了很多积极因素，即使不成立自贸区，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除了金融方面、海关方面等一些需要主管部门特批的政策以外，其他制度创新内容，中央政府也都在力推，像工商自主登记等政策，其他地方都可以做起来。”赵晓雷对《法人》记者表示。

　　赵晓雷认为，实行制度创新，要求地方有相应的监管及治理能力为基础。比如在多个领域呼声颇高的备案制，首先就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监管能力。而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若一下子放开，很难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与政策的完善执行。

　　赵晓雷透露，上海自贸区尽管成立不久，但一些好的监管措施和办法已经开始向全国推广：“现在贸易便利化，海关陆路通行一般要两个星期，在我们这里只有四个工作日就过了，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呢？”

　　自贸区并不算新鲜话题，它在全球已经诞生超过半个世纪。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来说，肯定需要自贸区的试验意义，但遍地开花也绝不现实。

　　“上海现在正在试，正在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同时也和国际接轨。等到上海经验成熟以后，就可以向其他地区推广。”赵晓雷表示，今后，有条件的省市可以设立自贸区，但不必将自贸区申报看的过于重要。

　　“一些制度和政策创新的工作，根本不需要申请自贸区一样可以做，等真的做的很好、很成熟了，跟上海差不多了，不申请也可以了。”赵晓雷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