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场警方与“联合国[微博]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的荒唐较量，仍在继续。

　　“联合国官员”提人记

　　看着眼前名头唬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从警近20年的杨海波有种天雷滚滚的感觉。

　　“杨海波是哪位？让他快来见我们！”2014年5月17日下午4点35分，湖南岳阳监狱，一高一矮两名中年男子径自闯入。

　　身为监狱三监区监区长的杨海波赶到后，只见其中高个的男子立刻从挎包里拿出四份文件递给他，定睛一看，《关于请求将林某某保外就医回家赡养慈母体弱多病的申请报告》及国家领导人的回复，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我们是专门来提你单位罪犯林某某保外就医回家的，这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回复，请立即将林某某交给我们带走！”不等杨海波看完“红头文件”，高个男子趾高气昂地表明来意。

　　 “来头这么大，为什么自己没有接到监狱任何通知？既然是保外就医，为什么要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按照正常程序，要在监狱里提押罪犯，必须要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正式通知，并按法定的程序逐级申报批准。疑窦满腹的杨海波遂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明。

　　高个男子顿时显得极为气恼，“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透露身份信息。”

　　“没有证件我怎么相信你们呢？”听到杨海波这样说，高个男子极不情愿地掏出两个证件。一个证件上面写着《联合国维护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一个上面写着《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姓名均为“吴廷标”，地址均为“京城十八号大院”，职务分别是“办事员”和“专员”。而接下来杨海波问到另一名矮个男子的证件时，对方却拿不出来。“他出来得急，没有带。”吴廷标代为回复。

　　见此，杨海波一边虚与委蛇，一边不动声色地拨通了领导电话。

　　下午5点10分左右，派出所和教育科民警先后赶到。矮个男子见势不对准备撤退，被民警追回控制，而高个男子吴廷标始终镇定自若。随后，多名监狱官员和驻队武警赶到。

　　“最起码的到这里来提人的程序你们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提什么人？”

　　“我上面叫我们来的。”

　　“你上面是谁？”

　　与矮个男子的沉默局促相比，吴廷标态度强硬。争论中他一直坐在办公椅上翘着二郎腿，不时伴随着扬手拍腿的动作。而他所谓的“上面”，竟是“中南海”。他当场号称自己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对于自己身份仍遭质疑，他数次恼怒地拍了桌子，甚至出示了自己和邓小平、胡锦涛等多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当然，PS痕迹非常明显。

　　现场警察终于忍不住被逗笑。而吴廷标继续发飙，他指着拍照摄像的工作人员厉声责问，“到时候我们的人下来就要带走你，找你麻烦，你知不知道？”

　　最后直到当晚7点40分，吴廷标及同伴才终于被警察带走。

　　人生如戏

　　俗话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经调查，吴廷标与矮个同伴林术祥原是湖南省花垣县的两名农民，与联合国八竿子打不着关系。66岁的吴廷标当过兵，做过体育教师、大学保安和矿场看守。林术祥则是林某某的堂兄，2008年，林某某因非法集资入狱，刑期15年。认识吴廷标后，林术祥觉得他说话做事很有一套，是个“路子广、能办事”的人，便让他帮助林某某尽快走出监狱。而吴廷标的确够朋友，一口就应承下来。这才上演了一出持续三个小时的“联合国官员”提人闹剧。

　　要说冒充官员，这不是吴的第一次，但却是演技最浮夸的一次。不过，若对“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这个高大上的部门追根溯源，这场警方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的荒唐较量，虽因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而进入公众视野，实则已持续数年。

　　由浙江农民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经4年发展，组织成员数百人，遍布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

　　近点的，比如2012年9月9日，重庆开往昆明的火车停靠在遵义站时，51岁土家族男子张新上车，向列车长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大校军官证”，称自己正在访问民情，要求列车长为其安排座位。乘警长闻讯赶来，二人互敬军礼，张新被带到餐车休息。在之后的谈话中，张新因讲不清楚维和部队的工作职责，被警方识破并抓获。

　　再远点，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刘乐星与两名同伴来到武汉市一家银行，声称要存入500万美元。银行工作人员将其迎入贵宾区，刘竟出示了五张一百万面额的“美钞”。该钞票不仅面额巨大，尺寸也较一般美元大出许多，且为塑料材质。后来面对警察，刘掏出自己“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先锋官”的证件，表示手中的五百万美元，是从别人手中购来，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的‘宝藏’”。无论警方怎么说，刘乐星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以吴廷标为例，问他“联合国”相关证件是怎么办理的，他说，2013年3月在重庆街上走着，突然有人塞在了他手中，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继续问他证件上有你寸照，明显是在端坐情况下拍摄的，照片从何而来，他反而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我也不知道啊。”

　　对于提人时所持的相关文件，如有国家领导人签名的回复，他一开始坚称是真的， “是国家的一个政府部门，但部门名称我要保密。”再往后，他翻供称文件是4月24日至26日间，自己在重庆一家“记不清地址”的打字店里，打印了提人所需的各种文件。

　　正因为这种毫无章法极度“弱智”的行骗风格，吴廷标在媒体报道中，更多被描述成一个“误入歧途”、“一时糊涂”的可笑农民，跟张新、刘乐星如出一辙。但仅仅如此吗？

　　吴廷标的家在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中寨村。即便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地，吴廷标家的贫穷也很惹人注目——一栋四面透风的木屋，整体向西北倾斜15度，摇摇欲坠。屋内昏暗、一片狼藉，四处堆满破旧的衣物，在梅雨季节泛起阵阵霉味。

　　据当地村民描述，吴廷标不喜劳作；吴妻田翠平则表示，吴在家里行为粗暴，一副领导做派，两口子常常争吵甚至打架。但不管在花垣县警方的记录里，还是村民的口中，吴廷标都未有过行骗乡邻的案底。甚至，乡邻们大多对他印象不错，很多人甚至对他赞不绝口。

　　于是，这似乎成了两个毫不相关的故事：一段是显而易见的平常，一段是胆大包天的行骗。而事实上，可以勾连这两段故事的，正是潜伏在人心的一场隐秘战争，关乎愚昧，更关乎软弱。

　　打不垮的总司令

　　“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中国联合国总部”……2010年7月，贵州省遵义警方在清查人口时，有群众反映，在他们小区内，常有陌生男女出入。民警逐户敲门检查后，在一户人家中看到20多名男女拥挤在一起的场景。

　　“令人吃惊的是，室内墙壁上挂着的一排招牌。”民警说，这些金光闪闪的招牌，包括“中国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中国世界联合国总行营业执照”等。

　　警方称，在这间屋子里，除招牌外，还有多枚与联合国有关的印章。另外，还有数套过时的武警制服，以及一种号称“永动力卫星电话”的手机。

　　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对此表示，这些物品归他所有，但他希望民警不要过问他们的事情。面对民警的搜查和传讯行为，该男子表示“要向国家领导人反映”。该男子称，目前“中国联合国总部”这个组织还不完善，他要尽快撑起这个组织，然后就能“维护世界和平”了。

　　该名男子正是余思高。接下来的剧情更加荒诞。“余思高自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对外自称李德胜（毛泽东曾用名）转世。到公安局，我给他做笔录，他仍坚持自己是毛泽东。他还有一个玉玺，一个御枕。”该案办案民警至今仍对余思高的行径感到不可思议。

　　警方办案材料显示，其时，余思高的组织已经堪称星火燎原，成员多达数百人，遍布云南、重庆、广东、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市）。余思高向他们发放“中国联合国总部先锋官”、“执法官”、“执行官”、“公务员”等工作证。甚至案发时，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信徒来到余思高的住处要求加入。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最为铁杆的，是余思高的数名贴身保镖，他们自称是林彪、邓颖超等人转世，对余思高谎称的身份坚信不疑，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最搞笑的是，警方将余思高带走时，有受骗群众将警察拉到一边，悄悄说，“你见过联合国的主席没有？他就是。”

　　然而即便警方当场查获了余思高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令”、“中国联合国总部”等印章12枚，伪造的证明文件87份，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让余思高获罪。

　　“我们明知他是诈骗，但拿他没办法。诈骗罪必须要有受害人，但没有人报案。”

　　“他私刻了很多章，比如国务院的、联合国的，我们明知是假的，但要办案的话,要权威机构出示一个正牌的印章来进行比对。我们难道去找国务院，找联合国吗？”最后，警方找到遵义军分区，在中央军委下达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可堪比对的印章，以“私刻公章”为由将余治安拘留十五天。

　　到2013年再次对余思高进行调查时，警方因为证据不足，连拘留的处罚都没有，只能没收其虚假印章证件。

　　入魔

　　与遵义市警方拿余思高没辙类似，岳阳市警方拿吴廷标同样没办法。

　　从吴廷标随身挎包发现，里面除了账单，还有许多寸照与身份证复印件。账单写满了各种名字和金额，内容由“办证费”和“生活费”两部分构成，如：“交办手续费名单：2013年农历10月初六杨秀春4000元（相片、身份证），2014年正月二十一日杨三妹交办证费5900元（相片、身份证）。”“2013年9月28日交费名单：杨秀春交200元，杨胜坤交100元，屈代华交100元，杨胜坤交300元……”

　　吴廷标辩称，这是“替人办洗矿证”的钱。但据办证人身份证信息显示，他们中许多都是年届七八十岁的老人，不符合洗矿工的年龄；且一个洗矿证不可能高达6000元，更无须按月交费。

　　比如64岁的杨三妹，家住保靖县毛沟镇永和村，离吴廷标所居住的花垣县团结镇很近。老人寡居在家，同镇的儿媳和她几乎不来往。她的庭院里堆满废纸板和编织袋。她靠捡垃圾维生，每个月收入百余元。按当地说法，她办证所花的5900元，几乎是这位老人的“棺材本”。

　　杨三妹承认自己认识吴廷标，但谈及“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办证费用时，便缄口不语。

　　与之相似，其他数位吴廷标名单上的人员，他们大多对吴廷标其人赞不绝口，但一谈及“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便都守口如瓶。而且，这些办证者多是些乡镇老人，绝大部分为独居者。少数愿意谈起买证的吴启学和吴大才，前者是重庆市秀山县里仁乡的一名养殖场退休职工，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据吴启学回忆，吴廷标常去秀山县的玉宝寺（音）拜菩萨，两人因此认识，当时一同办证的还有另外四名村民。里仁乡位于重庆东部，与湖南湘西州接壤，相距花垣县不到两小时车程。

　　吴大才则是吴启学的乡邻，他告诉记者，吴廷标向他们兜售这个证件时神神秘秘，所说不多，但强调有了这个证，“就可以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他们。”

　　吴启学表示，他和一同办证的五人只交了一次性的费用，而湘西地区的组织成员还需要按月逐级向组织缴纳会费。

　　而查阅吴廷标所持账单的翻拍照片，上面记录着，“2013年8月份交给师傅3000元，9月交师傅2700元。”

　　办案民警因此曾对吴廷标的不老实大为恼火，试图想办法对吴廷标延期羁押，把事情一查到底。

　　按刑法，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两千至四千元以上，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按照刑律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警方始终找不到报案人，5月28日，吴廷标被如期释放。

　　心中贼

　　纵观余思高和吴廷标所发展的成员，他们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学历、乡镇居民。这些人群在现实中一无所有，是权力与金钱的稀缺与渴求者；但在余思高描摹的世界中，他们却又轻易地“无所不能”。

　　重要的是，或许连余志高们自己都真的相信，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按照武志红的理论，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而余思高谎言的核心之一，就是“中共成立时，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并解冻这笔巨额的民族资产”。虽然这个类似“七龙珠”的故事荒诞不经，但奉行者不在少数。

　　2013年5月28日，安徽阜阳籍64岁男子马文海因骑摩托车未佩戴头盔被交警拦下。马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执行官工作证”，声称自己正在解冻民族资产，要求公安配合自己所从事的“绝密活动”，予以放行。

　　警方将马带至派出所，才知道马曾任阜南县某镇副镇长职务，因忙于“民族资产解冻事务”被辞退，妻子怒而和其离婚。警方提醒其已身陷骗局，但马仍自信表示，最多到2013年10月，资产解冻就能完成，届时他就能获得高达5000万美元的中介费。最终，警方只能将其解冻民族资产的伪造文件全部予以没收，并罚款550元。

　　而湖南农民吴廷标，赴岳阳监狱并非只是其“一时糊涂”，而是其一贯逻辑的延伸，他不仅为组织发展新成员，还按月收取费用，供养给上级。

　　换句话说，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这个组织里，吴廷标们究竟是受骗者，还是行骗者？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警方彻底将这个荒诞组织铲除之前，也许一批一批的新成员将加入其间，成为下一个“吴廷标事件”的伏笔。　

　　至今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官网”，仍能打开。打开留言板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网站明显是骗人的，求教，他们的目的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