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井华 综述报道

　　2014年6月6日 ，第四届“于家堡论坛”在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今年天津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的重头戏之一，本届论坛重点就“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及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对外自贸区谈判与自贸区筹备”、“中国自贸区政策的落地与发展创新”等话题开展了深层次的剖析与讲解

　　龙永图：大家知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自贸区的问题，这是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自贸区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二是加快正在进行的双边多边区域的自由贸易谈判，从而建立一个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也就是对内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对外加快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一旦这两个关系结合起来，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李光辉，长期从事合作方面的研究，请你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提出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的由来。

　　李光辉：关于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的由来，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开放的路径和创新改革开放的模式。所以，我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自贸区的建设，就是探索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路径怎么走。中国开放30年虽然取得了成就，但是也存在问题。体制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当中一定要解决，我们正通过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来总结经验。第二，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的建设，是进一步融入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接轨。近年来，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形势对中国影响很大，因此，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在世界体系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中国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需做一些尝试，所以，我们需要深度地跟世界接轨。第三，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中国未来经济改革如何进行，要由上海自由贸易区来做实验，这个实验有可能成功也可有能不成功，有了实验就能够顺利推进这样一个形式。第四，培育我们的新高地，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经济强国，要有自己的新优势。自贸区体系实际上提出的很多方面和我们原先提出的外向型经济或者其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根本的变化，有很多新特点。

　　龙永图：对内成立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区，对外加快双边贸易谈判，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目前还担任中国-日本、韩国协定自由贸易区谈判的首席代表，还关注以美国主导的TTP的谈判及美国和欧盟正在进行的TTIP的谈判。近10年来，全球新自由贸易区谈判，有些什么新特点？与过去谈判的领域标准有什么不同？有人认为我们既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就可以了，别的不要管了。对此，你如何看？让我们请孙司长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谈判。

　　孙元江：现在自由贸易协定发展很快，而且呈现多边化、集团化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自贸协定的热情非常高，原因就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或者说WTO的谈判，远远不能满足各个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发展的需要。现在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多边贸易体制为基础谈判现在比较迟滞，我们看到多哈启动了13年，去年刚刚达成了协议。由于这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机制，远远不能满足现有发展的要求，大家都愿意谈自贸协定，因为自贸协定，对象可以选择，目标可以选择，谈判内容也可以选择，就是谈判的内容不要求是一致的，需要谈判什么内容就谈。目前自由贸易区趋向于区域化，大家都认为在区域的集团里面应该有一个标准，比如，TTP里建立一个新的比较高的标准，它的开放程度空前高，几乎对关税没有保留余地，范围扩展到市场的范围。很多的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在电子商务方面，都有标准。为什么中国也要谈自贸协定，因为也要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我们还要坚持多元贸易的基本体制，但同时我们也有对外发展的需要，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管理体制，与国际的关系体制有很多的差别。比如我们以前都是正面清单管理方式，现在要开始深化改革，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通过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的这些实验，来不断地改革我们现有的管理体制，促使我们和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制度规则一致起来，这样，当我们建立一个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网络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些区域的自贸协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这些协定谈成了对我们的影响也没那么大，我们一方面要参与区域贸易谈判，另一方面要自己做好功课。

　　龙永图：加入世贸谈判时，大家主要谈关税，长期以来，关税是作为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之一，关税过高是不可侵犯的，不可谈判的，为此那些高关税国家就失去了很多利益，这就是当时我们加入世谈判当中的一项内容，这是历史了。现在情况有一些重大变化，比如说10年前电子商务还没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如果说世贸组织还不能建立电子商务的规定，一些国家就在自己的FTA里谈，如果你不参加，以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受制于这些规定的约束。还有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是我们国家主权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提出，国有企业可能扭曲整个国际贸易的公正性，所以，把国有企业的管理也当作谈判的内容。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不能接受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我们必须关注和参与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反腐败也成了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腐败扭曲了自由贸易区。我们认为，反腐败是我们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以我们觉得讨论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中国国内搞自由贸易区非常自然，也是符合逻辑的。由于我们中国积极参与的多边双边贸易谈判，在我们提出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很多国家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其中就有英国。英国政府对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有很大的兴趣，英国政府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希望和上海自贸区有一个合作。我们请到了盖瑞先生，他是咨询专家小组的主席。请问盖瑞，你觉得在中国建立上海自贸区有些什么样的意义。

　　盖瑞：我想解释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的关系问题。自由贸易谈判就是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对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降低关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讨论，随着企业服务需求的曾多。会有更多的律师或会计进入，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要非常仔细评估他们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让中国准备适应不同的新型的自由贸易的协议，我觉得首先在自己的贸易区域里头先去适应，在这个贸易区里头要让自己去理解其中含义。我们越来越发现上海自由贸易区已经起到了先行先试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自由贸易区需要适应与国际接轨。即如何把这不同的商业业态融合在一起，进行有机的融入，从而创造新的服务形式。就是要给他们一些具体鼓励的因素。我的一些中国的伙伴曾经说过，如何更快地取得进步，不能只在那里谈改革，要让改革发生，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看到改革所带来的成果。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要做的就是把改革理论变成实践。

　　孙元江：我补充一下盖瑞的发言，我同意他的观点，应该通过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做一些制度上的实验，同时我也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更多的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我还需要一个对外进行开放的倒逼迫机制。我想起当时我们加入世贸的过程，当年中国国内抗拒的力量很大，因此，我们要把国际的理念和我们自身的改革开放理念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的发展。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园区，在服务业也做了一些开放，在六大服务领域，做了一些开放的实验。要说模式的话，就是一句话：制度创新。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愿意申办？我觉得有一些是盲目的，因为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区是中央给地方的优惠政策，所以纷纷要求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做这个实验是有风险的，涉及方方面面配套的措施，比方说我们在投资管理措施上的改革，现在把审查制改成备案制。如果说各个地方不知道这里水有多深，都要去试这个水的话，加上没有上海这个基础，这个实验是会失败的，不仅不能复制推广到全国，甚至对当地也有负面影响。

　　龙永图：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讲我们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我们希望TTP有新的议程，达成新的协议，这些国家在全球所占的贸易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可能死守我们世贸那一块儿，没有新的进展，中国要进一步开放。我们准备接受进一步的开放来促成中国国内改革的意愿，这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也希望首先是在上海的自贸区能取得成功，因为现在全国大概有28个省市要搞自由贸易区，这是不现实的。如果上海的实验成功了，那么我们更多的地区搞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就更大。大家都很希望上海的实验能成功，能更快地成功，请周效门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自由贸易区取得了哪些进展或者是改革开放有哪些突破？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有什么评价？

　　周效门： 第一：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需要这个平台，从上海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来说，我把它归结为每10年就有一个故事和题材。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上海发展的主题就是是重振上海的雄风，也就是江泽民、朱镕基主政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上海发展主题是浦东开发开放，2000上海开放的主题是以世博会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比如我们今天在上海感受到500公里的地铁，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这个10年上海快速发展的10年，世博会在上海办了六个月，对上海的影响是60年。在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以后，我们就开始谋划，上海在下一个30年，如何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再回到前锋的角色，如何找到一个切合点，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位置。第二，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最近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半年做一个评估。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亚信会议期间，上海的领导，还有老百姓都非常关注他会去哪儿？要听听他说了什么？最后总书记去了两个地方，一是行政办事大厅，二是去了国家对外贸易文化基地，他去这两个地方含义非常深刻。关于投资自由化，在国民待遇基础上，加一个负面清单，2014缩减到130项，就叫第二版本，如果有2014版本就意味着后面还有2015版本，既然是改革就有风险，风险要可控。风险不可怕，关键要可控，我们要投资自由化，负面清单这一版本，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效，而且在全国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长三角这些地方已经推广。关于金融开放，或者叫金融国际化方面，可能进展不是很大，这个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一定守住底线，不能发生系统风险。第三，关于工商制度改革，这个已经在全国推广，一是从审批制改备案制，二是先招后征，三是全部实行网上信息管理，强调事后监管，上海自由贸易区按照中央的要求，主要放在制度创新上面，李克强总理曾问我们上海市长，你要制度创新，还是要政策优惠，杨市长说，我只要创新，不要你给我优惠。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真正的自由贸易区，下一步我们要不断创新，或者是进一步升华，一是服务，自由贸易区主要定位为四大行业的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努力把上海自由贸易区变成走向世界的前沿。中央给上海三年，中国“两会”之后，要求上海一年拿出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向中央汇报。

　　龙永图：自贸区成功的一个标准，主要是看看它能不能吸引企业，主要体现在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请英国卡明斯先生讲一下，怎样培育与金融有关的金融服务有关的企业，如果没有好的企业做基础，那么这个自贸区也不可能成功。

　　卡明斯：第一，好的环境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吸引企业来投资，同时让他们不断增加投资。十年上海就上了一台阶，同时在保证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地上新台阶。第二，是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人才更重要。有高水平的人才，特别是在中国的全国的范围内吸引高水平的人才，来提供他们的专业的技能施展之地，同时面向全球来吸引人才。我还想说的是，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一定要基于现实和可操作性。并不是概念化的一种方式，而是我们以非常实际的方式来注入到我们自贸区的政策制定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龙永图：这些建议都非常重要。参加会议的还有天津大学管理系的张维主任，你对建立自贸区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张维：我想谈谈天津，对于天津来说，未来争取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其实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就像刚才周主任谈到，上海十年一个转身，我们回顾过去，天津上一次重大的机遇，是天津的滨河新区开发，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理想现在在争取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天津未来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深化各种体制的改革和规则的改革，实行国际推行的贸易发展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是仅仅在一些技术和细节方面。过去大家提到，像过去单单依靠优惠的政策，它其实是不可复制的，也不符合国家对于经济自由贸易区过程改革的设想。上海已经有不少重要的经验可以在全国进行分享，就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自贸区是一个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做拼图一样，各个拼图的部分最后放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全国一个可以复制的东西，在天津和未来的过程当中，结合自己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比如，天津在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做了很好的工作，比如融资方面，还有其它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东西，能够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和相关自由化的政策，在天津做一些特色经济的领域，对于未来发展进行一些自由贸易区的探索。（摄影 王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