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舒 孔祥鑫 陈冀 孙利荣 林战 汪峥 实习生 田旭婷 王昱曌

　　“正规军”不敌“游击队”，成为公开的秘密，考验着绿色拆解行业的生存与未来。

　　为了维系产量、保住财政补贴，北京的绿色拆解企业打起了价格战。按照6月16日的最新报价，回收一台废旧主流电视机，需要付出90元。

　　财政补贴看似“高达”85元，但各项收支相抵，企业基本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赚吆喝。这背后反映出拆解行业“正规军”面临的困境。

　　2012年，中国开始执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对“四机一脑”进行补贴。其时，拆解一台电视机，能赚30多元，利润十分可观。这也导致相关企业和资本争相进入。

　　随着第三批企业审批入市，竞争加剧，回收价格战也率先在京津冀数家企业中打响。

　　然而，更为深层次的根源，是那条隐匿的地下电子垃圾产业链。“正规军”不敌“游击队”，成为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也考验着绿色拆解行业的生死。

　　价格战

　　“我给你发个价格吧。”随后，刘奕起身告别。

　　在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新”）这家北京最大的绿色拆解企业，刘奕专职收购废旧电视回厂拆解。

　　5月20日见面那天，刘奕给赵华报价85元。这刚好等于华新拆解一台电视能拿到的补贴数额。每年北京流向市场的100余万台废旧电视，控制在不到10名“大户”手中。赵华是其中之一，刘奕急需这位大佬支持。

　　2013年底，距华新1.3公里的伟翔联合环保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伟翔”），获批进入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第三批补贴企业名录。但2014年一季度结束，伟翔却只收了两万多台旧电视。按照要求，如果季度达不到设计产能20%的拆解量，将失去补贴资格，而伟翔的产能为70万台。

　　进入4月份，伟翔决定提价争抢货源。这一效果十分明显，伟翔副总经理周春霞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个季度突破10万台应该没有问题”。

　　明显感到货源量下降的华新坐不住了。价格战打响，随后蔓延到整个京津冀区域。甚至远在深圳的格林美也以价格战抢夺资源，推高了行业成本。

　　早在伟翔等28家企业2013年年底获准入市之前，供需矛盾已经存在。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统计，2013年全国91家绿色拆解企业开工率仅为42.7%。

　　紧挨北京的河北一举批准了3家，需求缺口比北京还大，本就数量不足的电视机随价流向北京，导致河北唐山、邢台及天津等地的拆解企业不得不提价自保。除新获批的28家企业需求急增外，正值前两批企业刚刚领到12亿元补贴款，大有积极扩大产能之势，货源矛盾在新旧企业间瞬间引爆。6月16日，价格涨到了90元。

　　90元已经逼近了亏损价。以华新为例，每拆一台电视的成本及收入构成大致为：财政补贴85元，加上50元左右的残值，企业可获得约130?140元收入。成本方面，90元收购价，拆解各项成本约38元，加上需缴纳增值税17%，总成本约135元，企业利润几乎为零。

　　为了生存，高企的收购成本并没有阻止大家抢货的热情。调动关系试图从东北找货源的刘奕，意外地发现，“东北的企业也来了北京”。

　　华新总经理王建明甚至想到了停产，“但只要不亏钱，发发工资也好，人员流失再要开工，工人就不好找了。”

　　亏损业

　　相比“正规军”，地下“游击队”自有其生存奥秘，主要是压缩终端成本。

　　在自己承包的小区内，河南人老范支付给社区居民的收购价不会超过30元。下午，老范会以翻倍的价格卖给废品回收点。流动的面包车会加价5元从废品站拉走，转卖给回收大户或企业回收点。

　　据初步估计，全国大中小城市中约有600万城市拾荒者。依托这种不可复制的网络优势，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

　　盘踞在北京奶子房村和通天苑等地的专业回收点，会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将整机简单分拆为各种类别的原材料。线路板会卖给广东贵屿，玻璃运到河北邯郸，金属卖到河北霸县，塑料卖到河北文安，翻新件运至山东，甚至螺丝都会整车卖给唐山和邯郸等地。

　　由于不需要付出土地、基建、设备、环保和人力成本，地下链条从上到下，每个环节，均比拆解企业获得的利润要高。

　　每道流程的控制力来自宗族及熟人纽带。在北京从事废品收购的人群，从1980年代开始，由熟识的老乡族群扩散而成。从河南固始人扩散到信阳、驻马店人，再到邻近的安徽阜阳人，一个又一个的亲友圈织成了金字塔式的上下游产业链。地盘经营权在亲戚与朋友间转移，构成了稳固的交易链条。

　　凝聚力在电视机回收中充分显现。所有北京的旧电视溯流而上，最终由10个左右的大户把控。每逢缺货，这些大户亦会趁机屯积，互通信息，坐等企业上门涨价。有时1元，有时2?3元。大户们逐步将上亿元的补贴红利榨空，却始终保持着各环节的分配比例。最大的收益者依然是三轮车夫。他们能拿到回收成本的六成以上收入。

　　2006年进入全国首批4家试点绿色拆解企业后，华新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这些组织体系严密的地下回收和拆解游击队。

　　由于需要支付含铅琉璃屏的处理成本，华新只能拆出50多元的废旧电视，地下作坊却能拆出60元。体积越大的电器，拆解成本往往越高。如一台废旧冰箱，收购价130元，地下作坊可以盈利，环保企业拆完却一共只有80?90元的收入，还不能抵销收购成本。另外，处理含铅玻璃这种危险废物的企业很少，一定程度上也容易推高拆解企业的成本。

　　而对于残值高、二手利用率高的空调，拆解企业很难收到，大部分流入地下拆解市场。

　　石家庄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长城说，即便像格力这样家底雄厚的企业，绿色拆解这块业务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据了解，格力目前在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地建有四家绿色拆解基地，每个基地设计年回收和拆解量均为120万台。4个基地总投入超过10亿元，拥有齐备的四机一脑处理线，其中仅设备和环保投入就达3亿元。

　　在石家庄格力绿色拆解基地，《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偌大的产房只有两条拆解线在运行，拆解品种也只有电视机和洗衣机。上千万元一台的先进环保设备，自建成后从来没有运行过，“收不到货”。

　　实际上，自电子废弃物形成规模后，中国一直缺乏对回收渠道的管控。据北京市社科院2006年公布数据，仅在北京就有30万人从事地下回收工作，覆盖北京的每一个社区。

　　直到2009年开始实行以旧换新政策后，地下回收渠道开始失去价格优势。根据规定，购买新家电上交旧家电可抵扣300元的补贴。8000多万台废旧电器因此涌入以旧换新回收渠道。正规的拆解企业也从2005年的4家，爆发性增加到2012年的91家。华新从2007年10万台的拆解量，一度跃升到300多万台，原设计120万台产能的生产线捉襟见肘，不得不白加黑连续生产。

　　2012年，以旧换新政策退出，废旧家电再次大规模流入地下作坊，失去货源的正规拆解企业纷纷“喊饿”。这个往日风光无限的新兴行业，却面临成为“亏损行业”的危险。

　　“香蕉皮”

　　地下游击队对渠道的垄断，是正规绿色拆解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今年底第四批企业获批后，真不能干了。”TCL[微博]德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富抱怨道。

　　张孝富说，受控于大户供货，企业所能做的就是适当离间大户之间的关系，避免他们联手哄抬价格和垄断市场。

　　最初华新曾想从源头抢回渠道，越过地下环节，直接面向居民开出有竞争力的收购价格。

　　2013年，华新开始尝试网络回收。他们建立了“香蕉皮”网站，以新家电换旧家电的形式，向北京市民公开收集旧家电，但效果并不好。相比上门收获的三轮车，慵懒的网路一族似乎并不买“香蕉皮”的账。

　　从去年下半年起，华新改变策略，组织流动大篷车进社区活动。30多辆大篷车，每周至少进一次社区。“正规军”开始跟“游击队”正面交战，且也让居民知道了回收的另一条路。

　　2014年6月5日，华新发布了“香蕉皮”手机APP。华新类似“香蕉皮”的这些尝试，必然意味着成本升高。伟翔副总经理周春燕坦言，对于刚入行的伟翔来说，选择跟渠道“大佬”合作，短期内仍然是成本考量下的无奈选择。

　　增加新的盈利点，几乎是所有企业共识。相比培养消费者意识所需要的巨大成本和漫长时间，企业更期望政府能在政策或补贴上做一些探索，以尽快改变目前正规拆解行业的困境。

　　“提高补贴肯定是一条比较简单也比较直接的路，可以直接挤压掉地下拆解的一些空间。”多位接受采访的绿色拆解企业负责人均持有类似观点。

　　格力则更希望电脑分拆标准尽快出台。因为电脑分拆残值高，企业完全可以比地下作坊更有竞争力。然分拆标准迟迟未能出台，企业就无法下手，拆完如果不符合标准，便得不到补贴。

　　而伟翔等有特殊渠道的企业，则期待有关部门将手机列入基金补贴中，以增加企业盈利点，“手机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领域”。

　　更令企业着急的是，“多龙治水”的状态下，连补贴发放也不能按时保证。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分会秘书长唐爱军介绍，根据“收支平衡”原则，每年可下发给正规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的补贴基金为30亿元。目前基金补贴下发严重滞后，直到2013年10月，才发放了2012年3、4季度基金共6.29亿元，今年4月份才发放2013年1、2季度基金共12.48亿元。

　　本已艰难的企业，对此意见很大。另外，税收成本高也让企业有苦难言。由于回收渠道多为非正规地下游击队，根本没有出具发票的可能，正规拆解企业也就无法抵扣成本，只能全部承担税收压力，“17％的增值税，压力确实很大”。

　　一些实力强的企业，则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如长虹[微博]格润在金银等贵金属的提炼上，已经形成了年产值达5000万元的科技创新项目。

　　国外对电子废弃物处理较为成功的模式，则大都从源头上加以管控。在欧洲，由生产商全程负责，在日本由消费者承担，美国较为灵活，由政府与厂商协作解决，唯有中国是“三不靠”。

　　“可以尝试在社区、废品回收站及拆解方之间，建立一道管控环节。比如像上海一样对回收从业者进行登记”。王建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