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选择某类专家进行咨询的倾向性顺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半官方智库专家、高校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

　　文 本刊记者 明星

　　当智库在中国舞动起文化产业的新浪潮，民间智库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人们开始反思，民间智库要用何种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战略地位有待提升

　　在诸多智库的选择中，民间智库一直站在距离政府视线最远的地方。

　　不久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 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 中文版发布。在全球重要智库前100名中，中国有6家入围，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中，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如果援引媒体对四类智库的境遇论述，那就是“与官方智库有钱不愁花的情况不同，各省级社科院的院长们经常要为项目审批和如何筹措研究资金发愁。”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民间智库也面临着政府信任度不高、缺少资金支持、自身能力不足等困境。从道理上来讲，民间智库应该是推进我国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力量，其研究成果相对更加独立和公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曾经主持过一项题为《专家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中的实践》的问卷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在重大决策事项选择偏好上来看，政府选择某类专家进行咨询的倾向性顺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半官方智库专家、高校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

　　其次，在面对不同决策类型，政府官员的倾向性存在较大差异，如在遇到时间紧迫的重大决策时，选择官方政策研究机构的倾向性最大，为85.8%；涉及较多部门，需要多方协调的重大决策，对官方研究机构和半官方的研究机构选择的倾向性旗鼓相当，均为40%以上；而在一些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工程和项目决策方面，决策者更倾向于向半官方专家和高校专家进行咨询；只有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候，决策者对民间智库的选择倾向性达到21%，超过了高校智库。

　　“近10年来，中国新增了多家智库，但各智库仍处于成长阶段，且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智库的行政依赖色彩还颇为浓厚，而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则较为欠缺。”中国CIERC 民间智库研究中心主任谢虹敏向媒体表示出她的无奈。

　　建立自己的公信力

　　据媒体统计，目前我国民间智库真正能够做到有效盈利的不足5% ，大多数民间智库或者半民间智库都处于边缘地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在不久前的智库论坛上，阐述了这样一个竞争理论。他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社会状态下，越透明的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占据越有利的地位。

　　“信息化会使得经济变得越来越透明，逐渐解决了原有的市场经济竞争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很多问题。”

　　透明让企业变得自律，中国经济的走向也将越来越透明。未来的经济竞争将从强制型透明或者强制性公开，慢慢演变为竞争性公开或者竞争性透明。

　　过去，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在竞争过程中的缺陷是信息的不充分，所以用很多法律来规定企业信息必须强制性公开。但是，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下，“谁保密谁有竞争力”的商业逻辑，逐渐演变为“谁透明谁更有竞争力”。经济的信息化使得信息成本边际递减，从而在国内形成一个更加自律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

　　马云[微博]、雷军[微博]的创业奇迹印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那么，这一理论是否也可以成为民间智库的点金棒？

　　如果单纯以传统的智库方式来运作，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美国目前经营不错的多家民间智库，都有非常新颖的课题和盈利模式。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斯蒂文·奥尔森对中国智库的工作者建言，中国智库要做的最关键的一件事是，为公众提供公正、独立的研究分析和意见的咨询，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政策方面，帮助公民和社会更好地去理解他们的政策建议。

　　“在政府和民众组成的天枰中，智库在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停者、调解者的角色，他不仅要为公民社会和政府机构提供支持，同时还要有一些独立的视角，给出专业意见，同时为媒体提供一些政策的解读。”

　　斯蒂文·奥尔森指出，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总能听到智库的声音，如果大家讨论一项国家政策，既有赞成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两者之间会有智库的评论员来参与，做一些中立的讨论。媒体在意见交流中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与智库共同构建起一个思维的网络，让人们对这项国家政策有更全面的认识和判别。

　　重视智库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美国知识与权力、“智者”与“治者”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智库做的事情如果只是解读政府的政策，那就没有意义了。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智库数量也应该上升，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应互为补充。决策有时要跳到体制之外来思考，这样才能有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东西，民间智库可能在这些方面起很多作用。

　　“在中国，智库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仅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智库行业里，还要让政府以及民众信任他们，从而更好地推广他们的工作。”

　　正如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微博]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和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严峻挑战。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驻足细分市场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还是有一些民间智库拥有自己的专属优势，他们活得很滋润。

　　有媒体报道，“尽管民间智库生存空间逼仄，处在距离政府决策咨询最远的圈层，但是，仍然有一些善于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找到那个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21%。”零点就是在这个“21%”中抢到市场蛋糕的民间智库。

　　“地球少了谁都转，多了你我就得整点动静！”

　　这是袁岳在其新浪微博上的签名。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袁岳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

　　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堆头衔：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创业管理服务机构飞马旅发起人，知名独立媒体人，央视策略顾问，飞驴湾首席国际旅行家，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理事长，“黑苹果青年项目”发起人……

　　他的研究和著述多集中于工商管理领域的品牌管理、系统营销体系、内部管理转型、领导力塑造、危机管理、终端管理、营销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1992年，袁岳离开司法部下海，以13万元的注册资金创办零点调查公司。法学硕士袁岳并没有选择当律师。在他看来，当律师是一种比较被动的职业，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与各方关系微妙，难以把握。

　　有媒体采访他，回顾十多年的创业史，袁岳竟然从不觉得有过任何艰难。多年来，每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从来不缺少帮助，而且总是远远超过他的期望。公司开张第8个月的时候，厦门一个企业家对他的想法很认可，当时就送他们32.5万元。第二年，一家洗衣机公司又出钱资助他们在北京、东京、香港发布有关大陆投资环境的报告。

　　“只要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你就会得到需要的帮助。”

　　每一项调查对他来说，都是趣味无穷的。在他看来，“研究的价值在于尽量减少偏误，尤其是有害的偏误和偏差过大的偏误。”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国内政府部门对民意调查也逐步重视起来，“零点”也已经成为民意调查的一个代名词。公共政策的民调为袁岳和零点赢得了普遍的关注度。

　　不久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一份《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调查显示，“贫富分化”跃升为城市居民最关注问题的第一位。

　　本次调查样本遍布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全国20个大中型城市，受访者年龄在18至60岁之间。在3166个受访者中，有近四成人提及贫富分化问题，20个受调查城市中，北京、武汉、成都、沈阳、杭州、厦门、长沙等7个城市居民表示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

　　袁岳关注中国社会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国不仅是年轻的中国，也是年轻人支配的中国。

　　“我们的一小步，推动年轻人前进的一大步。”他关注和指导中国年轻人的创业实践，增加他们在职场的竞争力和社会生存的竞争力，从而真正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他曾经对媒体说过，“一些大的国际公司选择我们，就是认为我们更懂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在细分市场里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

　　要有“高上全”的理想

　　2013年，仲大军在国内某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政府不应轻视民间智库》，称“国家智库一统天下，民间智库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雏形；经济智库多如牛毛，政治智库凤毛麟角，文化智库孤掌难鸣。这就是目前中国智库业的基本状况。”

　　“不过，智库是智慧之库、思想之库，它是否有智慧、有思想，不能仅凭牌子大小、资金多寡、官阶高低来衡量。”

　　仲大军是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内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每年有几百万字的文章见诸国内外报刊杂志。

　　2000年，担任一家知名媒体编委的仲大军，从体制内出来创办了大军经济观察，十多年以来，这个民间智库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动向，思考最深刻的话题。

　　民间智库的理想往往很丰满。但是，如何生存下去？很多人选择了用咨询产业来养研究事业，这对于资金来源单一的民间智库来说，是一个普遍的路径选择。

　　曹思源是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他还是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1988年，曹思源下海，创建了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及咨询机构。1988年以来，先后为深圳、海南、沈阳等地方政府和北京、上海、浙江等法院以及100多家企业提供有关破产程序、兼并收购、招商引资、企业重组和股份制改造等方面的政策法律咨询与中介服务。

　　成为“中国的兰德”是他的梦想，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

　　作为长城所的创始人之一，王德禄带着长城所员工致力于推进中国企业民营化、市场化改革，进行了大量案例研究和咨询实践。

　　在长城所成立之时，王德禄就对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植入很深的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精确把握经济改革发展走向的前提下，哪些企业代表了这种发展方向？如何帮助这些企业成长？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深深思考，长城所确立了“研究企业、服务企业”的宗旨。多年来长城所也一直是以这一宗旨为总则开展咨询活动。

　　在长城所的研究课题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政府的项目。由于长城所专注于中国企业生态的机理研究，北京市发改委、科委等部门都会找到它做相关的课题，如“中关村发展定位与战略研究”、“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北京IT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等。

　　有媒体报道，目前，每年长城所的收入达上千万元，成为中国为数不多“不差钱”的民间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