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企业家的大商精神
路修远
在现代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三鹿三氯氰胺，“红鸭蛋”苏丹红，以及地沟油等等事物的出现，现代企业的精神，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道德标准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回望历史烟尘中被掩埋的那些身影面容，挖掘那些曾经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一闪而过的经典范例，变得犹为迫切。
从1895年状元办厂的张謇到1938年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这是一段可歌可哭的历史，几代企业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聚沙成塔，平地起高楼，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报馆、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银行，几乎都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北东西，他们依靠自己的诚实、勇气和努力开创了近代企业。怀着“实业救国”的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工商业，奋力同洋人竞争，创造了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辉煌历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瞩目的奇葩。
民国时期的商人虽然各自背景迥异，但都是怀着“实业救国”的共同信念，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同时努力传播爱国思想。他们虽然是资本家，但无不怀着崇高的爱国精神担起了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担，承担起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40 年代，在中国工商业振兴的这短短40 年的“黄金时期”，曾经活跃着以张謇为首的这样一批代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式工业和精神面貌的民营企业家：南通大生集团创始人张謇、无锡的“面粉和纺织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和“火柴、煤业和企业大王”刘鸿生等。在那个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的民国时期，在那个中国人民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甚至转移破产，但是他们的出现造就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
“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张謇曾这样说，他也确实这样去做了。“大生纱厂”开在了南通，不仅是因为南通是他的家乡，更因为南通占尽了开办纱厂的地利与人和。同时，张謇把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以至于南通这个曾经不为人知的小县城作为“南通模式”的载体一跃而享誉全国。作为中国20 世纪初民族工商业创业家的一代巨子，张謇以实业、教育、宪政（首先是地方自治）为三个主要支点，开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风气之先。虽然在规模和深度上仍然无法与19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企业家相比，但在开启中国商人特有的企业家精神上他们并无二致——除了冒险、创新和牺牲精神外，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确把他们个人的成功和时代需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数百年来处处落后的语境下，他们深信，实业能够拯救一个国家和民族。
卢作孚出生于重庆合川一个普通的麻布商贩家庭。由于经济条件拮据，仅小学毕业即辍学，后全靠刻苦自学而成才。他思想进步，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投身四川辛亥革命运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而真正付诸实践而取得成功的人却寥若星辰。卢作孚先生则是这星空中耀眼的一颗。办学校、办图书馆、而后，又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泸州等地进行新教育试验、于成都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而且，他还将教育与实业融合为一体。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他如先祖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范旭东曾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如果在和平时代，他或许不会成为一个商人，而是成为一个出色化工科学家。但在那个国家落后和动荡的年代里，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毅然投身商界。还有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家族——荣氏家族在我国是一个传奇的家族。哥哥荣宗敬和弟弟荣德生是商业界上的一对最佳组合。但上天偏偏让他们成为兄弟而一起创业，这或许注定了荣氏家族在我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不灭的传奇。同时荣德生创建江南大学，进一步发展了教育事业。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民国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
他们重视人才培养，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陈嘉庚曾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这种对教育的认识在那些以实业救国为职志的企业家心中，与科举时代中国对教育的重视是根本不同的。科举时代中国上下的重视教育，上焉者是把它作为牢笼天下英雄的策略，免得他们生异志异心危害朝廷；下焉者是把它作为向上爬博取功名富贵的阶梯；教学内容无非三纲五常做奴才的道德与知识。现代企业家办教育是为企业为国家培养有文化懂科学技术能在全球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总之是为民富国强的总目标服务��正是他们雄厚的知识基础帮助他们在当时凶涛骇浪中得以进一步生存，在危急情况下还能镇定自若，指挥自如，展现一个企业家应有的坚强心理素质，得以学以致用，为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得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他们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 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虽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马乱的，但经济自由反而比全国政局安定团结时多一些，类似于思想文化，也是这种时期更活跃更丰富多彩。
他们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荣氏兄弟在他们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如一律免费医疗（除花柳病外，实行到1936年），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满10年者可休3周）。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让码头公司职员都学英语。
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规定，每年从盈利里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举办集体婚礼、集体旅游，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话剧川剧队等，对职工比如今一些国企做得还要好。现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正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并且越做越大。
此外，这些现代企业家注重诚信，有强烈的质量和品牌意识。这与他们的爱国心、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有关，也与当时对外、对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关。有一点无疑很重要，他们是把企业当千秋事业在办，没有“捞一把”或能忽悠就忽悠的骗子心理。
你听，张謇将企业集团命名“大生”；范旭东的化工产品命名，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食品业“冠生园”的创办人冼冠生的经营理念是“本心，本领，本钱”，要求“一切产品，卫生第一”。偶有一批果酱出货后发现有发酵变质的现象，他自请处分，并率公司人员上门各店号致歉，包退包赔。这与当下三鹿等企业在质量问题暴露后，通过对政府和媒体“公关”来掩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企业不仅仅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企业作为是社会的细胞体，还是社会整体财富积累、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整个民国时代，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承担起了他们能够承担的社会责，奠定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今天，我们的民族工商业阶层人才辈出，其中热衷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也不在少数。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仅要在这一代商人身上传承，更要不断地传承下去，支撑起中国工商业的振兴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