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才能做强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即将稀土元素的提取列入科学规划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七年八次赴包头组织稀土资源和稀土推广应用工作；邓小平在南巡时更是提出了“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说法，将稀土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层次。近年来，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张德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稀土工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

　　国家领导层面对稀土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强，但这种来自最高层的重视并未有效传导到下面的各环节。对此，多位科学家及业内人士表示，究其根源，在于稀土行业体量太小：在发展了50年之后，稀土的工业总产值刚过200亿元。即使在全国稀土的龙头企业——包钢集团中，稀土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很有限。2009包钢稀土股东大会公开资料显示，当年包钢稀土实现销售收入 25.93 亿元，而同年包钢集团的销售收入为378.71亿元，所占比重不足7%！包括中铝、五矿、中色等央企，无论是其在稀土方面的投入，还是稀土在其集团中所占的比重，都极为有限。“因为太小，所以很多人看不起”。

　　实际上，从产品特性而言，稀土价格具有广阔的上升空间。“我卖一块钱你也得用、我卖一百块钱你照旧得用。”但目前的稀土、稀土氧化物、稀土合金乃至稀土新材料的价格显然都偏低。以稀土在等离子电视屏幕中的应用为例，每张屏幕含有数克发光粉，发光粉价格在每公斤3000~5000元，也就意味着每一张售价超过一千元的电视屏幕中，仅有几块钱花在稀土方面，作为一种关键元素，其价值远未从价格上得到体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供过于求引发的恶性压价以外，也与我国稀土产品定价仅以原材料的消耗和人力成本为主要依据的简单模式有关。“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控制资源和低端产品出口促使价格上扬，从而刺激国外企业恢复本国稀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严纯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进一步解释称，国外恢复稀土资源开发至少有三个好处：最直接的，可以有效减轻我国所担负的沉重责任，以我们36%的资源支撑全球97%以上的需求显然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另一方面，国外恢复本国资源开发后，就可以为我国的相关产品定价提供参照体系，也可以为我国稀土产业的环保管理提供更为成熟的依据。但他同时指出，环保标准一定要由中央掌握，并使其成为进入稀土行业的门槛。“环保达标的可以继续生产，否则免谈。”

　　当把原来由社会和未来承担的环境成本、不可再生资源成本、研发成本计入到企业的运营成本后，稀土的价格自然会水涨船高。“严把环境关，再加上控制生产总量、提高资源税，短期内稀土的价格将向其价值逐步靠拢，行业体量得到有效扩大之后，才能赢得各方真正的重视，才能实现做强稀土的梦想。”李卫分析称。

　　跳出稀土看稀土

　　体量太小，为稀土行业发展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不但生产经营企业重视不够，科研企业对其的重视程度与稀土在国际、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程度也严重不匹配，进而直接导致了科研企业在稀土深加工领域着力不多。见效快又容易出成绩的采矿、分离、冶炼、新材料环节占用了太多企业的主要精力，直接导致上述环节竞争激烈、产能过剩。“以磁性材料生产企业为例，日本主要企业仅有3家，而中国有100多家。”李卫称。

　　与此同时，中国稀土下游装备水平不够，周边产业发展缓慢，比如自动控制、集成装备制造，以及相关的检测、加工、表面处理，包括更广泛的人才培养、创新、风险资金投入等都跟不上。“这才是稀土行业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核心问题。”张安文认为。

　　一般来说，原料、分离产品、新材料、器件价值比例约为1：10：100：1000(实际差距可能更大)，也就意味着越到下游，产业附加值越高，但是越到下游，技术门槛也越高。虽然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在稀土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目前依然远远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我们的钕铁硼技术很先进，但就是做不出来好的硬盘驱动器，遑论计算机整机；我们也生产三元尾气净化器，但所有的进口车都不用。”张安文表示，由此才导致我们国家长期以低价出口分离产品、新材料，然后再高价购买器件乃至整机。

　　有数据表明，日本将90%以上的稀土用于高新技术，而我国稀土主要应用在传统领域。没有一两稀土的日本从我国赚取了大量利润——先进制造业跟不上，使得我国把稀土带来的巨大优势拱手让人。对此，包括严纯华、李卫、张安文在内的多位专家痛心疾首。

　　央企肩负重任

　　当不均衡利益格局长期存在、依靠自我完善成为不可能的时候，外部新力量的强势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采访中，多位浸淫稀土行业多年的专家学者都提到，目前对稀土关注不多的国资委应该认识到，稀土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应该由央企保持绝对的控制力。但实际上在这一领域，无论是介入时间，还是介入深度，央企的表现都有相当的提升空间。在10月23日举行的国有经济论坛上，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就明确表示：“稀土行业发展失控与央企力量薄弱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不应该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一方面央企可以打破现有并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央企可以利用自身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加快稀土行业整合进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稀土应用领域的科技水平快速提升。”严纯华建议道。

　　李卫则表示，要真正调动央企的积极性，就应该适当调整考核机制。“目前考核的主要依据还是营业收入，但是进入局面复杂的稀土行业，有可能影响其短期内的赢利，国资委应予以理解。此外，要调整对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

　　李卫认为，大量原本承担着研发推广、应用各种高新技术产业重任的科研院所，如今因为国资委考核机制的原因，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深入研究的动力与机会。“不仅科研人员被迫选择见效快的项目，而且连单位也都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相对回报周期较短的研究方向。”他建议，国资委在考核央企包括企业考核员工时，应该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考核方案，对待科研人员要鼓励创新而不是创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央企真正介入到稀土行业的发展中，并保持在这一行业中的影响力、控制力。”

　　严纯华提醒说，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因此即便是央企也离不开更高层面的有效监管，以防止陷入追逐短期利益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境地。“央企应与其他性质企业合作而非博弈，要各司其职而非包办全部。”

　　“国资委在做好监管的前提下布局稀土等战略产业的超前发展，是超越了简单数字游戏的国资保值增值，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国资委和央企本身，都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意义。”李卫表示。

　　权责相应，加强领导

　　矿山归属在国土资源部，出口归属在商务部，发改委和工信部、科技部都参与管理，海关、环保部，包括应该发挥作用的国资委……规模虽然不大，但稀土牵涉的管理方却着实不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主管部门级别不够，缺乏统一领导，是过去稀土整合虽有政策但无效果的关键。

　　对此，李卫建议，要建立一个尽量高级别的领导机构来协调各机构关系。这个机构要权责相应，要在真正了解稀土的同时，敢于为稀土发展负责。加快行业协会的建设力度也是一方面，“对于很多问题，非官方的协会出面要比管理部门方便得多”。

　　在该机构的领导下，相关部委各司其职，切实管理好稀土资源，保证产量在可控范围之内；以高额资源税防止企业之间的压价竞争；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鼓励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并购重组；鼓励央企以市场手段进入深加工领域，带动行业体量的不断扩大；国家把征收的资源税进行二次分配，补贴到暂不赢利的科研、深加工环节，促进市场的规范发展。由此一来，出口配额、走私等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正在为国家编写“稀土行业发展规划”的李卫向记者描绘了他心目中的这幅蓝图。“到了那一天，就有利于稀土行业摆脱厨房模式的发展导向。”所谓厨房模式，是指李卫的一个比喻，说中国是世界的厨房，自己费尽心思做好饭，被人家端走吃掉，食客反而回过头来骂厨子，所谓费力不讨好。在我国，不仅稀土，很多行业都存在这一现象。他举例称：“比如光伏、风电研究生产，耗能的生产环节都在国内，但是有资格享受成果的却在国外。”

　　告别厨房模式，并不意味着中国禁止稀土出口。“相反，在理顺了稀土行业的各方关系之后，中国应该鼓励出口，但是必须要改变出口模式。”严纯华解释称，要加大器件、近终端产品的出口，把更多的附加值留在国内的同时，严格禁止原材料乃至初级产品的出口。同时，还有专家建议，中国稀土有必要在涉及军工、民用、军民两用等不同范畴设置一定的“防火墙”。

　　惟其如此，稀土行业才能走向成熟；惟其如此，方能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保持稀土可持续发展，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要照顾世界需要，不仅立足当前，而且要着眼长远”的良好愿景。

　　记者手记

　　无路可退的稀土

　　稀土行业问题的解决，不仅对稀土行业自身、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经济转型期面临成长烦恼，绝非稀土行业的专利，不少工业类型几乎有着同样的困惑，只不过稀土行业的矛盾更为全面而集中。解决好稀土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将提供极具借鉴意义的范本；反之，如果不能尽快地把稀土行业从乱局中解救出来，那么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稀土贫国——其实按人均计算，中国已经是稀土小国。

　　到那时，我们就会被迫向已经储存了大量稀土资源的日本、韩国，国内资源丰富却不曾开采的美国、俄罗斯购买稀土；到那时，我们始终不曾掌握的话语权就会成为他们手中的利器；到那时，钢铁行业被铁矿石压得喘不过起来的故事就会在稀土行业重演；到那时，黑钨行业资源消耗殆尽，话语权旁落的前车之鉴也将成为稀土的明天。而基于稀土在军工、高科技领域的重要意义，这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