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Hongru: Frustrations Are Simply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 Elder Statesman of Financial Sector Shares with Young

　　People His Perspectives on Life and Career

　　文/本刊记者 李施筱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他很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并以一种轻松幽默的口吻自嘲道，“走了七八十年的路，有没有一些值得后辈借鉴的地方呢？哈哈——”尔后，他略作思考，简单地提及了自己年轻时的工作经历，并勉励年轻人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工作和生活，既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也要保持谦虚谨慎，朝气蓬勃。他说，虽然人的一生要遇到各种委屈和挫折，但是“一帆风顺对人的成长并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没有挫折，成长得越快，跌得越狠，半天爬不起来。所以，遇到挫折，失败，委屈，应该看成是好事”。

　　遇到挫折并非坏事

　　刘鸿儒也曾遇到过许多委屈和挫折，年轻时心态稚嫩，求上进，好面子，在领导面前，或是在公众面前稍微出了点洋相，便承受不起，后悔懊丧，好几天都情绪低落。他记得自己不到20岁那年在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演讲时，台下乌央乌央坐满了人，他因为显得过于紧张被人起哄，难堪得好几天都高兴不起来。这种经历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刘鸿儒说，面对委屈和挫折，不坚强的人容易一蹶不振，而坚强的人则会重新振作起来。他自己深切地体会到，遇到挫折并非坏事，任何一个委屈和挫折都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遇，人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经历了挫折才能进步，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后来，他在工作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会认真地反思，找出问题的根源，积极面对。

　　1959年，刘鸿儒从苏联留学回国，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当时，大家对留学生怀有一些偏见。拥有货币银行学副博士学位的刘鸿儒一开始被分配在人行计划局，工作简单而具体：画表格，抄表，填表。一开始，他有些不适应，在苏联留学和在东北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教书时期，他多是钻研理论业务，写文章，没有从事过具体的实际业务，此时不免心里也有些“大材小用”的不痛快。

　　不过，他很快调整了情绪，暗下决心：“干任何事情都要干好。”他从学画表格开始学习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不耻下问，白天在单位跟同事学习实际业务，晚上再看书学理论部分，过得很充实。

　　有一次，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刘鸿儒被分配到会议简报组，负责会议记录。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份很小的工作，但他毫无怨言照样很认真地对待。因为理论功底扎实，他能从领导和与会代表长篇讲话中抓住一些要点和重点，并且把它提炼出来，因此整理出来的记录，被简报组采用的次数很高。人家一看他虽然是个留洋博士，却没有一点架子，踏实肯学，态度又好，便把他调去编会议简报。他又把简报编得又快又好，人民银行办公厅后来就把他调到综合处，负责写行长讲话稿，以及起草国务院文件等。

　　有时候，一些领导周六找到他，“鸿儒，你给写个讲话稿，周一交给我”。他就星期天加班，熬夜写稿，说什么时候交稿就什么时候交，绝不拖沓。

　　他说那时经常写稿，不仅给领导写讲话稿，自己还要写书，写文章，用“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腹稿”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白天打腹稿，理顺思路，晚上就开工，第二天早上交稿。晚上写到凌晨一二点的时候，容易犯困，有时候实在熬不住了，昏昏沉沉，他就睡上一两个小时，等头脑清醒后再写。他一个好朋友听说他经常熬夜，建议他抽烟提神。他晚上回家一试，不对啊，抽完之后人更迷糊了。后来他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抽烟、喝浓茶都有一个量，因人而异，过头了都能醉人。

　　刘鸿儒说，有真本领的人，不要去发牢骚，要靠你自己的实际表现证明是有能耐的，是社会和单位所需要的人，“如果自己老觉得怀才不遇，既不认真学现实，又不学理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眼高手低。”

　　他那时很佩服薛慕桥。薛老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曾担任了国家统计局局长，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体改办等部门的领导工作，实际业务工作和学术理论都是一流，在业界很受尊重。刘鸿儒的目标就是向薛老学习，一边在行里学习实务操作，一边写书钻研理论。由于习惯性熬夜，他后来有点神经衰弱，常常睡不好觉。刘鸿儒酷爱读书，但没有书呆子气。他从不把时间花在抱怨上，而是笑对生活，顺其自然。即便是体力劳动，他都做得比别人出色。

　　从苏联学成归国后，刘鸿儒曾先后两次“下乡”。

　　1960年，号召万人干部下放农村，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包括拆食堂、退赔等。人民银行派了20个人下放农村，由刘鸿儒带队，赶往上海郊区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县城南汇。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农民种植的蔬菜粮食大部分还要供往上海市，大家都吃不饱饭，由于营养不良，浮肿现象很严重。刘鸿儒他们住在县政府招待所，聚会的时候，桌上除了一碗白开水外，只有一碗从供销社想办法买来的酱豆腐。

　　刘鸿儒当时担任南汇县惠南公社社长，他带领大家下到农村调研，饿着肚子和农民一起干活，帮着农民打稻子。打下来新稻子以后，就吃一顿菜饭。每到星期天有一顿不错的伙食，叫“烂糊面”。对他们来说，那是高级假日晚餐。

　　“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先后两次被派到“五七”干校，种地、扶犁、撒种、除草这些农活他麻利得跟老乡的水平不相上下。后来，他又被派去晒场扛麻袋。装满谷子的麻袋重达百余斤，他一把抓住袋子两头送到肩上，扛起来就走。因为在下乡干部中表现不错，他先后被提拔为炊事班副班长、班长，厨房里诸如包饺子、蒸米饭、做菜那些活儿，甚至于杀猪，他样样都干得十分出色。

　　“心旷，则万钟如瓦缶；心隘，则一发似车轮。”刘鸿儒说，人难免会遇到各种苦恼，如何平静乐观地对待，非常重要。

　　是什么料就成什么材

　　刘鸿儒是一个业务型干部。在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他每天埋头钻研业务、学习，白天负责具体的业务，晚上又要挤出时间写文章、写书，一天到晚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对人际关系他不在意，也没有去研究。在进入人民银行之前，他没有在机关工作的经历，生活圈子很窄，主要是局限在学校里，要么是教书，要么是上课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也是这样——只熟悉象牙塔的学习氛围，不熟悉机关的工作氛围。他自己不擅于、也不愿意在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一门心思全放在工作上，心想：只要自己把业务搞精了，把交给你的任务做好了就行了，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组织上看他踏实肯干，理论功底又扎实，1980年，将他提拔为人民银行副行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行长。之后，他又连续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因为年轻、提拔得快，加之他又是知识分子型，锋芒毕露，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自然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和不服。刘鸿儒说，这也给他带来很多苦恼。但他对此却从不解释，不急于去辩白或是标榜自己。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跟人解释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同时在言行上尽量改进和完善自己不周的地方，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相处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慢慢了解了他的个性，知道了他在人际关系上不会搞歪门斜道，不会曲意奉承，做一些虚头巴脑的事儿。久而久之，大家便认同了他的性格。也有些人“同情”他，认为他如果能多花点时间去打通人际关系，或许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刘鸿儒不愿意花时间去琢磨这些。“是什么料就成什么材，这是基本的原理。”刘鸿儒说，他只是一个业务干部，能被组织领导重用，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让他去搞政治，他会很痛苦，也做不出成绩来。这也是为什么别人替他打抱不平，他却反而心里很平静的原因。

　　不管是朋友关系也好，师生关系也好，同事关系也好，别人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问题，在能力范围之内，刘鸿儒总是愿意倾囊相助。他说，帮助别人并不索取回报，只是性情所为，所以也就乐在其中。

　　在为人处事方面，他讲的都是浅显易懂的大白话，然而又于简单中蕴含着深刻。刘鸿儒说，他跟人相处，首先看到的是长处而不是缺点。他对晚辈很照顾，敢于相信年轻人的才能，让他们有学习锻炼，或是独挡一面、一展身手的机会。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研，他常常会带上几个年轻人，让他们去见见世面，拓展视野。生活中，年轻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也乐意倾听，给出自己的参考意见；高兴的时候也会自掏腰包请学生们吃顿饭。退休以后，他还把自己多年的藏书都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不管是在人民银行当副行长，还是在证监会当主席，刘鸿儒跟学生，跟下属，或是跟外界，都能以普通人的身份和大家相处。当时，进出他办公室都是很随便的事情。平时参加业务讨论，或是业余时间参加游乐活动，他从不摆架子，和大家一样，轻松自在。虽然现在他离休10多年了，但在中国金融界依然威信不减，退下来以后，家里反而宾客盈门，有许多学生、朋友登门问候、拜访，这或许要归功于他平素平易近人、仗义助人积下了好人缘。刘鸿儒说：“于我，这也是一个安慰。”

　　虽然大家都说他身上没有官气，但他也表示，在领导面前，还是要注意说话的艺术。他记得人行有一位老同志在回忆人生的经历时，总结了两条跟领导打交道的艺术：第一条，不要顶撞领导，若是提建议要想让领导能接受，一定要注意说话、表达的艺术。第二，做好了饭以后，你不要去揭锅，要让领导去揭。就是做了事情，有了成绩后，自己不要揽下来。说到这儿，刘鸿儒笑道：“哈哈，这都教坏年轻人了。”他还十分坦率地表示，“包括我自己在内，当领导的都有这毛病，程度不同、特点不同而已。”

　　“我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体会，这个说话的艺术，领域相当广，一辈子都得学，生活中各方面都需要。”刘鸿儒说，如果年轻人，也遇到与这类似的问题时，他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一下，供别人参考，希望年轻人看了能从中获得一丝启发，否则，谈之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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