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杂志第12期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1979年7月9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落实这五个文件，当时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对扩权的要求更为强烈，所以讨论十分热烈。他们看了这五个文件，很不满意，认为限制太多。为使这个文件能够为各部门、各地区，特别是企业的同志接受，财政部长吴波专门带人来到成都参加会议，听取意见。

　　就在这次会上，来自企业和四川的负责同志与财政部的同志争论得非常激烈。我记得田纪云的发言很有力量，因为当时他是四川财政厅厅长，了解财政情况，他说服了财政部的同志。

　　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并要求组织试点工作。主要内容包括：1.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补充计划生产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定价自销；2.实行利润留成，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企业用利润留成建立的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有权自行安排使用；3.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及企业的留成比例；4.企业有权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出口自己产品，并按国家规定获得外汇分成，等等。这五个扩权文件对企业来讲，是长久渴望得到的一场甘露，在当时没有自主权利、没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情况下，这无疑给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国务院文件颁发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很快展开，形势很好。当年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的水平，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总的来看都实现了 “三多”(即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只是初步的，但已显示了它的政策威力，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一是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效益，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发展。二是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三是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用于挖、革、改，做到花钱少，收效快。四是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经营管理干部。五是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生活。许多试点企业在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幼儿园等集体福利设施方面，都有所改善。1979年一般都发了相当于两个半月左右标准工资的奖金，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1980年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报告指出：从1979年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工交部门(不包括军工企业)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为6600多个。这些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占到60%左右，利润占到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占到80%以上，北京占到94%。1979年有4200多个试点企业，总的利润留成额为21.3亿元，按财政口径计算企业所得为14.04亿元， 占增长利润的40.8%。

　　虽然说企业试点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仅仅是起步。国务院发出五个文件后，主要是试行了利润留成的办法。其他方面的规定，总的说来很不落实。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能适应企业扩权的要求。为此，我们对进一步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提出了新的10条意见。要求1981年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这些意见由国务院批转给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这样企业改革开始逐步深入。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实践。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企业改革是先行的，其他的改革是后来跟上的，所以形成了孤军奋战，处处艰难。由于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在先念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有了他的支持，才使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和实践。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顺利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并决定于1988年8月1日开始执行。198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通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企业大法，是我国企业发展史上的破天荒。《企业法》的产生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调查、讨论、试点和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之后产生的。前后经历了十个年头，草稿修改21次。时间之长，易稿次数之多，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企业法》的制定过程，是新旧思想、新旧制度激烈斗争的过程，是新思想逐步战胜旧思想、新制度逐步战胜旧制度的过程。《企业法》是在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彭真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7月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30条》)，取消了革委会，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纠正，仍然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厂长、副厂长按各自分工都直接对党委负责，形不成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统一指挥。

　　1978年12月，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制定《国营工厂法》的建议。几个月后，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这些指示由于当时历史情况，一直没有贯彻。到了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还专门讲了一段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提出可以实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可以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可以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主要是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委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小平同志认为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改进党的领导。可是当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所接受。

　　彭真同志1979年恢复工作，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六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为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亲自找我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谈话，提出要起草两个法规：《国营工厂法》和《经济合同法》。这样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决定成立由国家经委牵头的起草小组。

　　1980年10月18日，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59个部委和北京市参加的关于起草《国营工厂法》 (后来改为《国营工业企业法》，简称《工厂法》)和《经济合同法》座谈会。彭真就如何起草《工厂法》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工厂法》要调动四个积极性，一是中央各部的积极性，二是地方的积极性(包括省、地、市、县)，三是工厂的积极性，四是职工个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工厂与职工个人的积极性，《工厂法》如不能调动这些积极性，就不能算是成功的，或不能算完全成功。现在是见钱眼红，中央、地方各分多少，没个法是不行的，凭良心是不行的。制定《工厂法》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要先搞调查研究，这是个出发点，不能抄外国的，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但是外国的经验要吸收。

　　根据小平和彭真同志的指示，从1980年8月我们组织有关部门开始起草《工厂法》。1980年11月，按照彭真同志的建议，由中央59个部委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四川、江苏、上海、辽宁、京津等16个省、市、自治区，对制定《工厂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开始工作不久，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企业的领导体制和责任、权限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立法条件不够成熟，主要是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条件还不成熟，一时难以制定。为了解决急需，国务院决定改《工厂法》为《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我们又把精力转向了起草条例。

　　1983年12月，彭真突然打电话，要我和顾明去。彭真说，小平同志下了决心，并说耀邦总书记意见也一致，倾向于实行厂长负责制。1984年1月16日又找王汉斌、宋汝棼、顾明和我，研究起草《工厂法》的工作。当时我建议加上中央组织部和全国总工会一共五家，组成三个混合组进行调研，三个组中五家都有人，可以先到上海、天津。彭真表示同意，并说：我也参加一个组，下去开调查会，可以找厂长调查2—3次，每次找几个人；找工会主席调查2—3次，每次5—7个人；找党委书记调查2—3次，每次5—7个人，回来议论，看看怎么制定这个法。然后第二次再下去，顶多下去3次，争取5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他还讲：这个法最好放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它是一个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