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难忘的历程 伟大的实践
- 文／袁宝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企业改革的回忆
编者按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同志是我国老一代经济工作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落实。在纪念改革开放伟大实践30周年之际，宝华同志撰文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他所亲历的有关企业改革两个重要举措出台的艰难历程，对我们了解历史，展望改革开放的未来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批判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做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现在30年过去了，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富裕，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大国发展史上的奇迹。总结30年的历史巨变，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回顾企业改革走过的这段极不平凡的道路，在邓小平、李先念和彭真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制定《企业法》，是我永远难忘的经历。这是企业改革起步阶段最艰难的改革，需要冲破重重阻力，打破层层枷锁。它为整个30年企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实现转移，小平、先念和彭真同志对企业改革特别关心。小平同志亲自提出和推动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制定《企业法》，并在1975年、1980年二次谈话要求我们“一定要搞好企业管理”。先念同志和彭真同志亲自领导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制定《企业法》。
对企业实行扩权，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1979年初，先念同志听了我们访日汇报后不久就找我，提出要国家经委研究一下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我曾多次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英国、法国、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先后一起参加了考察。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较早派出的高规格经济代表团，我们抱着极大的兴趣，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管理体制，重要行业、企业以及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了解。通过这番考察，我们打开了眼界，开阔了思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有益处。
1978年10月至12月初我率团去日本访问。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最关心的问题是：日本企业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我们的企业为什么这样落后?都深感必须进行改革，要给企业更多自主权。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吴家骏都认为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贯彻有计划按比例原则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从日本回来，正赶上即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立即向国务院汇报考察情况。华国锋主持听汇报，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参加。先念仔细听了汇报后说：看来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汇报中，我还特别讲到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我们差不多，后来两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很先进，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同时，必须注意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汇报时我们提出了企业要改革，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在当时提出这些看法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在提出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时，我们的思想上还有两个界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二是货币不能成为资本。汇报后我们向国务院提交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在这份考察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是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二是要重视开发国内市场；三是计划经济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四是要鼓励竞争；五是要以改革推动管理；六是要加强立法和经济调节手段。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建议十分关注，高度重视，立即将报告印发下去。
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我让经委研究室起草扩权条例。当时扩权的阻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财政部门，我们想通过扩权使企业有点自主权，什么叫自主权?最重要的是“自主钱”，可财政部门改革滞后，对企业重重枷锁，企业负担太重。二是政企不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部门对企业干预太多，特别是行政干预太多。企业扩权就是想减少一点行政干预，可主管部门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热衷于行政干预。三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内部形成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就像在托儿所呆惯了，你让他出托儿所他还不习惯。
为了起草扩权条例，国家经委研究室的同志到各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先是在北京召开一些部门和企业座谈，听取意见，然后到东北地区调查研究，深入到鞍钢、大庆等大型、特大型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最后又到上海、苏州等地听取地方中小型企业的要求和建议。经过调研起草了扩权十条建议。经委党组认真讨论后，把扩权十条建议提交到中央工作会议。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时期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会前，小平同志在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上先念同志发表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说得很透彻。所以扩权十条建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快得到了认可，原则通过。
扩权十条建议是对旧管理体制的强烈冲击。在旧体制下，企业进入死胡同。例如首钢搞高炉易地改造，财政部坚决反对，不许易地。冶金企业搞设备大修，财政部门规定大修不许变样。为这样的事我们经常与财政部门争论。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所以必须改革。改革自然要突破这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扩权十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扩权十条在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之后，题目就出给了财政部。放权让利给企业，主要是财政问题。当时，对企业放权让利到什么程度，财政部和我们的意见很不一致。由于扩权是先念同志的指示，财政部不得不照办。先念同志建国后长期担任财政部长，一直抓财贸。他了解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所以支持我们。我们和财政部反复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结果，就是搞了五个扩权文件。这五个文件就是：《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为了尽快起动扩权工作，在起草五个文件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财政部的意见，所以这五个文件名义叫扩权让利文件，实际上扩权有限，让利也有限。现在回过头仔细看这五个文件，不难看出，财政部控制得很紧，当然他们也确有困难，实在不愿意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