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打造中国企业家与儒家思想的贯通之道

　　——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教授

　　文/朱晓超

　　教授简介：杜维明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荣誉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目前同时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小组杰出人士成员，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与儒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国际顾问，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教授主要致力于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儒学、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如《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人性与自我修养》、《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2001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晚夏八月，蝉鸣声声。在京西郊外卧佛寺中，“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年度大会就像一枝静开的莲花，悄然地为学者们绽放。在会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教授，应邀就“文化自觉与根源意识”的话题，与数十位华语世界知名的人文研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思想对话。

　　今年刚刚受聘成为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的杜维明教授，被公认为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并素有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之称。在接受《长江》专访时，这位谈吐儒雅、通古论今的知名教授，却首先对外界给他冠以“儒学大师”的称号婉言推辞。“只有像钱穆、季羡林这样的‘大家’才应被称作大师。我从事的儒学研究，只是广义的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叫研究学者更为恰当”。这位年过六旬的知名华裔教授，不乏幽默地表示，“我还打算再做一、二十年的研究，现在叫大师更为时过早。”

　　数千年前，孔子认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但对于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应该如何看待，1840年后以来中国人却是数次变易，甚至倒转。悲观者认为孔子死了；乐观者则认为，儒家思想必将为世界作出其应有贡献，但在此之前一定要欲火重生。

　　当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占有一席之地之时，很多人也在关注，怎样的东方价值，将会被世界所认可。面对一个积淀了五千年的文化宝藏，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相结合并加以传扬，也许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今天，当一股“儒学热”风靡华夏大地，儒家思想却犹如绿荫环护中静立最浮华街市一滴澄净的眼泪，那是任何市井异趣都难更易的端肃容颜。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思想的转变无疑是更加缓慢而艰巨。但，我们仍愿意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未知的大门，探索未来的方向。

　　儒学之路

　　9岁就随父母到台湾生活的杜维明，在中学期间，受一位启蒙老师的影响，对当时在儒学界颇有成就的学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让杜维明开始为儒学的博大精深所触动。“那时就感觉到，今后应该再进一步地了解这个领域的知识”。因为牟宗三先生在东海大学教书，“我想向他进一步求教”，于是，杜维明便毅然报考了当时在岛内并不算“一流”的东海大学。

　　尽管兴趣始然，但对于自己选择学习儒家文化，杜维明也仍有对未来职业的隐忧。按照中国家庭传统，父母都希望孩子将来从事的工作能够“比较保险，将来不会因为所学专业没有出路而感到痛苦”。庆幸的是，杜维明在与父母亲沟通后，他们支持儿子的选择。虽然最终选择了兴趣所在，可杜维明那时就有一个清晰的考虑，即便今后从事儒学研究，“也不会做一个抱残守缺的学者”。

　　杜维明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声音相对薄弱。如果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分开来，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传统文化的比重并不很大。目前的这种情况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局，也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但这种传统现在正在慢慢地恢复，可能会逐渐回到一种正常的情况。

　　他说，如果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这才使得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和回顾，看起来多元多样。“我们认为，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就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儒学是应该扬弃的糟粕。”

　　但是，杜维明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包括中国大陆以及日、韩等国，在儒学方面的研究并不突出。因此，作为一名研究儒学的华人学者，听到来自周遭更多的是质疑声。在当时的氛围下，“学术上不仅感到很孤独，也很痛苦，尤其看到其他学术领域不时地开花结果。而整个中国文化研究本身，则是一片荒芜。”

　　对于儒学“特别刺耳”的质疑声至今让杜维明记忆犹新，而它不是发生在西方，恰恰是在东方。1982年，杜维明教授在台湾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一批同情儒学的华裔学者。在讨论时出现了一个观念，对杜维明的震撼非常大。大家当时担忧地认为，儒学和现代中国的发展毫不相干(irrelevant)。

　　“任何学术思想最坏的命运，是人家不骂你，也不赞同你，只是忽视你。”杜维明教授感叹地说。而别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在1982年，新加坡开始大力发展儒学，日本有100位学者联合起来了解日本儒学的前景，韩国的国际退溪协会开始逐步发展。杜维明表示，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情况和日、韩、美等国有很大不同。“虽然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但日本的学术谱系从来没有中断过。相比之下，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大陆，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间不受干扰的人几乎很少。”

　　在悲观地学术气氛下的这种痛苦与苦闷，是杜维明早年登上赴美留学航班那一刻，当他转身向亲友微笑时，未曾料到的。如今回想起来，杜维明感觉，当时的心态虽算不上是逆水行舟，也不像一些朋友所说的是破釜沉舟，“虽没有那样的心态，但感觉到这条路不是很容易走。”

　　中西之异

　　从1981年开始，杜维明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此前，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4年，也就是说，如今他在西方讲授儒家文化已有近40年的时间。如今，身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已在哈佛大学开了一堂讲授儒家伦理方面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据说当时报名的只有130余人，后来人数不断增加，这门课程就移到哈佛大学最大的教室、可以容纳一千人左右的桑德思纪念堂(Sanders Theater)进行。从听课人数以及教室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热忠程度。

　　在与西方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交流过程中，杜维明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两种形式的观念。首先是把一种儒家思想传统摆在历史发展大脉络中的方式；另一种是面对未来。即儒家传统是否能够利用一些资源，对当代社会所遇到的困境能够做出一些比较有创建性的回应。

　　据杜维明介绍，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很宽广的。西方人关注的儒学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修养、社会和谐、人和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比如儒家的金科玉律，包括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观念正逐渐被西方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最朴实的伦理。当今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环保危机也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重新厘定。“儒家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理念。”杜维明说道。

　　长期在西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认为，“遇到的压力主要是儒学能不能得到发展，能否用英语或者非汉语来表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儒家能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英文、法文等来了解儒家文化呢？”杜维明坦承，他个人在这方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儒学无论是从中文还是从非汉语来讲都有困难。

　　“中文的困难在于：由于听讲人过分熟悉，他们会说，儒家的负面影响很大，你一定要在海外多讲它的好处。英文的困难是：听讲人很愿意听，愿意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但由于不熟悉和文化差异往往导致误读。”杜维明如是说道。

　　正因如此，杜维明形象地说，“儒学能不能回到中国，可能要经过纽约、巴黎、东京。就是说，如果儒学在和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学术界经过了一个对话讨论(辩论)的过程，那么，在中国国内的很多学者所认为儒学的阴暗面，经过这样一种洗刷后，可能就会比较健康了。”

　　结缘长江

　　谈到为何选择一所商学院来讲授人文教育与管理方面的课程，研究儒家文化数十载的杜维明，将其归结为是与长江的“结缘”。一直与企业界有甚少接触的他，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结识了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并先后受邀参加了长江“后EMBA”项目“人文精神与企业管理之道”模块的授课，随后在长江商学院北京校区，为百余位长江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儒家人文思想与管理”的专题讲座。

　　杜维明告诉《长江》，在整个儒学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儒学最重要的弟子就是大商人子贡。他在孔子去世后为老师守丧六年，并终使儒家文化得以发展。近年间，通过与国内企业家的接触，杜维明几经思考，也悟出了中国企业家与儒家思想的贯通之道，那就是在企业界取得成功、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将会为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他认为，长江商学院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考虑人文教育问题，可以讨论术、道层面的问题，这些都有发展的空间。“我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很关注，有机会与中国的企业家学员们进一步讨论儒学，也是我与长江的一个缘。对我来讲，与他们沟通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杜维明谦逊地说道。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杜维明曾与美国企业界的高层管理者一起解读过“人文精品读本”。据他介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组织Aspen Institute，每年暑期都会组织一批顶级企业家前往艾思顿山庄，在那里精读古希腊哲学等经典读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多次作为学术界人士参与有关讨论。“在这里，完全接触不到任何与企业有关的东西，只是讨论人文研究中的经典。”此间，美国企业家对于人文经典抱以的认真态度，却让杜维明至今记忆深刻。 谈到长江商学院率先在国内商学院教育中引入人文与管理的相关内容，杜维明认为这是“开风气之先”，而商学院探讨人文精神必将会成为一个潮流。他感慨地对《长江》表示，企业界开始关注人文思想，其实也已成为世界范围的一个现象。2000年，杜维明曾受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当时我很惊讶，认为自己与经济论坛有什么联系，感觉文化论坛还与自己沾些边。但正是从那时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已开始重视两个课题，一个是21世纪的宗教问题，一个是文化认同问题。”

　　杜维明表示，文化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少数人文学者所关注的，“媒体、学术界、企业界都很关切。有了这个关切，使得我们平常所碰到的在学校里讨论的问题，不完全是在学术界讨论，还可以在更宽广的世界里讨论。”正因如此，他表示，“既然在企业界有学习人文知识的可能性，而且成功的企业家也愿意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讲，与商学院的合作也是一段难得的机缘。”

　　成功——“意义”

　　针对长江商学院EMBA学员进行的人文与管理的教育内容，在接受《长江》专访时，杜维明初步阐述了他的设想。首先，他准备用一年的时间，邀请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人文领域学者为学员做专题报告，以这种方式看学员们的反响。

　　杜维明评价说，“我觉得长江有一个理念，那就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EMBA学员不仅要做一个企业领袖，对于世界各大文明，我认为也需要有一定的敏感度。世界地图中既包含政治地图、经济地图，也有文化地图。长江能够把一些人文关怀的理念带到基本课程中，对学员们是有好处的。”

　　杜维明认为，企业家除了自身成功以外，还要考虑更深层次的“意义问题”。他表示，对于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而言，成功已是现实，下一步的问题是“从企业的成功到实现更大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涵盖的概念更为宽广。

　　“以前，公司增加利润，满足股东要求是最重要的任务。现在，人们所说的要培养下一代企业领袖，不仅是指要使公司扩大利润，还包括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感。”杜维明认为，虽然这个新的定义已成为世界的一个潮流，但却是基于现实的考虑。随着信息世界的到来，道德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很多无形资产，表面上看不到、抓不住，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很大。杜维明指出，“‘意义’的问题常常是个人发展的，但设置人文课程的宗旨就是要给学员们以启发，”，他同时也指出，“也不能把这样的课变成商学院教育的一种装饰”。

　　儒学是塑造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资源。“21世纪的领导，不可能只注重经济，不注重文化；不可能只重视技术水平，不重视文化能力；不可能只重视智商，不重视情商和伦理；不可能只注重物质条件，不重视精神条件。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杜维明表示，儒家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学”，即学做人，培养人的人格。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人文学所有的价值，包括人文、艺术、哲学，都是要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可获缺的。

　　谈到由自己亲自担纲主席的长江人文委员会的初步设想，杜维明表示，该委员会将会邀请一些世界级的人文学者，“多元、多样化的，不属于一个版本”。他介绍说，由五至六人组成的长江人文委员会，将由研究“轴心文明”的几大部分(儒家、道家、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顶级研究学者组成，他们将通过配合长江EMBA课程，与学员沟通磨合。他还透露，目前正在联系安排世界哲学学会会长为长江师生做专题讲座。 儒学与商学院、与大学教育的结合，使得儒家有一种载体，也有了更好的传播渠道。杜维明认为，现在摆在儒学研究学者面前的，是如何把它作为一段可以发展的机缘，在此过程中，“也有来自商业化社会的诸多诱惑，儒学如何与之调节、保持与自己核心的价值观不冲突，这个动态的过程对儒学的发展传播，也是一次考验。”

　　全球化之惑

　　《桃花扇》中曾有这样一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世界的发展就如同此番描述一样，变幻莫测。在全球化挑战下，我们的思想、文化、学术怎样既立足本土，并看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机制，但如果整个社会变成市场社会，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家庭、人际关系、婚姻，社会付出的代价则会很大。由此，杜维明多次提出，教育最大的危险是滑入市场社会的危险。他认为，“市场经济是好的，但我们担心的是市场社会。中国一旦滑入市场社会，所有人际关系、医疗系统、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家庭和婚姻都出现了市场化。”他指出，中国人其实一向对文化不重视。比如中国的精英绝大多数愿意考理工或者医学，认为学习文史哲好像没什么出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不仅在大陆，就是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中都比较少。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企业、政府、媒体要加大推动学习传统文化的力度。”杜维明如是说。

　　有危机就要分担。因此，越是掌握着财富、越有影响力的人应该分担的责任越大。相反，他们一旦走向反面，带来的危害也越大。由此，杜维明对《长江》表示，经济界应当培养的领导人才，除了要培养技术研究、专业知识外，必须要培养文化能力。他表示，“专业之外，没有对历史、哲学的反思，没有对宗教的终极关怀；只有智商，没有情商，没有伦理学，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除了物质条件外，对于人来说，精神价值、情商、伦理等方面也很重要。”作为一个商业界的领袖人物，不能只关注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企业界有时在企业责任方面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小于学术界或其他方面，所谓互相配套，就是让企业家不要忘了他们原来的初心。”

　　后记

　　2500年前，孔子周游列国传播他的思想时，遇到过各种质疑之声，甚至在史书上也记载了他曾经在陈国和蔡国被困七日所经历的陈蔡之饿。2500年之后，杜维明教授所从事的儒学工作，又会否遭遇过现实生活中的陈蔡之饿呢？

　　谈到这个话题，杜维明坦承说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帆风顺，其实心态却完全不同。“如果孔子那时只有陈蔡，从我开始做学术研究一直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陈蔡。这让我想起曾子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从事儒学研究，基本上是逆水行舟，就是如果你不动那你就下来，可是你动，力度不够，也还是会下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说张力吧，或者紧张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在我的心境上面，其实大概都是陈蔡的。”

　　作为推广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所代表和推崇的价值观，在当时是不为世人所接受的。2500年后的今天，同样是作为推广儒学的一位学者，杜维明教授面对的则是全球化浪潮中，东方价值观重新的一种张扬。

　　杜维明分析说，与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仍有不少差距。首先，知识精英是否认同儒家文化。在韩国，有专门的儒教大学，名叫成均馆，跟韩国其他最好的精英大学可以相提并论。成均馆的命名来自中国元代的太学、国子监，有超过600年的历史。其次，政界和企业界是否推崇儒家文化。在韩国和日本，很多政界和企业界领袖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比如韩国三星集团一直在赞助成均馆，它每年都向成均馆投入成千上万的资金。第三，生活世界是否体现儒家文化的精神，这是最有趣的。韩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甚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比如1000韩元是韩国流通最广的货币，大约相当于1美元。这张钞票的正面印着韩国大儒李退溪的头像。他的人像旁还印着一个投壶，这是古代儒家学者游戏用的。钞票的反面印刷的建筑群是陶山书院，由李退溪一手创办，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谈到中国经济和儒学命运之间未来会有着怎样的关系，杜维明说，“我觉得儒学能够扮演的角色，能不能和现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从现代西方所发展出来的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进行一次健康的对话，这个对话，能够为我们拓展一些比较宽广的领域。”对儒学的前景，杜维明“相当之乐观”。相较于新加坡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儒学；日、韩已有数百位教授潜心研究儒学，“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后来居上，将来儒学发展的大动向仍要看中国。”

　　很多的知名儒者年老时，可能都会做一件事，就是退回书斋著书立说，孔子后来写就了《诗经》。对此，杜维明说，“在有生之年，能把我的一些思考想透彻，并通过思考，把这些理念凝聚下来，倒不一定再去写一本书。我知道这些如果我不做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会有兴趣，我只是希望朝这方面努力。”

　　背景资料

　　一、三个背景的了解

　　1、从文明的对话角度来讨论问题。即使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存在，也应加强文明间对话，而且对话显得更为重要。提出儒家人文精神并不是与西方文明抗衡，而是要相互促进。

　　2、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各地不同的现代性与各地传统都有很大关系。希望打破现代——后现代的思维模式。

　　3、扣紧人文学角度。在中国传统上是文科──文、史、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是指较突出文化侧面的学科。人文学不是可以量化的社会科学，且不象自然科学那样日新月异，它具有很强的积累性。

　　应在以上三个背景之上讨论儒家精神、人文精神。

　　二、四个向度

　　以前把儒学看作道统(身心性命之学)、学统(学术)、政统(经世致用)，应当超越这种看法。

　　1、儒家现象在时间跨度上很长。不能只从第六世纪(孔子)开始算起，这与犹太教十分相似。可以想象孔子既不是创始者，也不是人格典范。儒家三期划分：(1)先秦~两汉，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到文化主流；(2)唐末宋初~清，从中华民族的重要资源到东亚共同拥有，如日、韩等国；(3)第三期实际上还是一种期待，希望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扬弃糟粕重新发展，是否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主要部分？

　　2、放在比较文化学角度。中国儒学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儒学各不相同。儒学传入韩国是在14世纪。14~15世纪李退西发展"四端七情"说，引起韩国讨论理与气的传统。韩国儒学很重情，日本则重忠不重孝。越南儒者大多是爱国志士，突出表现是反华，反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3、从不同学科角度看儒学的面貌也各不相同。朱维铮认为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儒学均各有不同。人类学家看儒学大多是看其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4、从不同社会阶层看儒学。儒学不仅有大众的一面，也有精英的一面。许多极力批评儒学的人在本质上却也是儒家的。儒家的许多价值是通过不识字的母亲传给下一代人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须包括四个侧面：个人、社群、自然、天道。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应是，个人与群体互动；人和自然交融；人与天道交感。

　　1、个人在古代已发展出自己的主体性。许多人认为儒家没有主体性。子复曾以德抗位，这已不仅是德性主体，而是个人尊严。

　　2、只要有三个人就可以组成社群，由此扩展到全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中，家与国之中没有社会。中国的社会空间完全空缺吗？不是，每一个侧面都被填补。如庙会等。欧洲中世纪各城堡之间十分危险，而中国则完全无这种危险，中国有各种方式的联网，如家教、山西票号、社群的概念可以层层外推。中国的公平概念是相对的，如国家面对全球而言还是"私"。如何发展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在儒学中有丰富资源。

　　3、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持久和谐。自然是不是天道？人能否与天道相感应。儒家可以用图形表示：同心圆。最外向外开放，这需与纵向的精神联系起来。身体、心智、灵觉、神明，这四种每一个人都有。个人与自然、与天道的关系和个人的深层理解相关。如道德哲学要与艺术、美学结合起来。画家要画山则要入山住，而不仅是素描。许多人认为能代表人文精神的只有从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几乎所有团体、公司形式都是从其中兴起，且背后还有自由、民主、博爱、法制等人文精神。一般理解儒家是伦理的人文精神，与血缘、宗族、小农经济、男权等相关，一般应用自由等把它们洗刷掉。但我们是否与传统文化还能有互动关系？我们要对传统资源有正确的认识。

　　现代性的三方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我曾在课上把两种价值并列起来供选择：理性与同情、公益与自由、法制与礼教、权利与义务、作为个人的人与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人。七年前选择自由、理性、法制、权利、独立的人占75%以上。今年4月选择公益与自由的几乎一样多，但选择同情、礼教的已多于理性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的选择率为55%和45%，而已有50%的人选择了作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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