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许知远/文

　　在90年代杜维明开始获得超越地域与学科界限的世界性影响。他宽广的兴趣、开放的心态与所处的位置赋予了他一种新的力量，他成为东西方文化最恰当的沟通者。

　　在“文明冲突论”泛滥的年代，他马不停蹄地展开“文明对话”的工作，他说塞缪尔·亨廷顿至少在一点上同意他的做法，“如果文明冲突难以避免，那么对话更显得必要”。2001年，他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参加“文明对话”顾问委员会，他还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会议上，对全球政治与商业领袖们，宣讲儒家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杜维明相信，我们正在处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个转折时刻。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1950年代用“轴心文明”来描述公元前6世纪时世界各地涌现的文明：希腊哲学、佛教、儒家与犹太-基督教。而杜维明说我们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不再有惟我独尊的文明，文化与宗教的多元化要求人们相互容忍、共存、沟通与理解。

　　在这种背景下，杜维明相信新儒家能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传统中，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人类与自由的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与个人自我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的有机整合，它们都可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作出回应。

　　“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的契机。”杜维明说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有机会走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精神困境。自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一连串的屈辱使中国知识阶层陷入了集体性的自我否定之中，中国传统被彻底的颠覆。包括五四时期、1960年代的台湾与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三次文化热潮中，中国文化都处于一个被打倒的地位。但在传统日渐被摧毁的同时，我们却没有新的传统出现。以至于在过去25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次为中国赢得部分信心，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与持久的文化传统，但相当多中国人信仰的却是被过分庸俗化的功利主义。

　　“市场经济很好，但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就很糟糕了。”在2004年9月再次来到北大的杜维明发现，学术界争论的方式与1980年代末不无相似，“自由与平等”这些敏感话题被人为的扭曲化。这种混乱背后多少蕴藏着一个整体社会的精神困惑，人们不知道如何去疏导已经积累的社会情绪。学术上的探讨再次变成了危险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你想加入辩论吗，首先，请站队。

　　20世纪深重的历史灾难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急躁，杜维明发现80年代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都在担心“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与50年前的极端知识分子一样，急躁感使他们相信即使在学术界内部，也要统一观点，清除“噪音”。而如今，他们还要面对新的挑战，台湾的知识分子在专制时代仍保持的一些美好节操，在90年代的商业化潮流中却被摧毁，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经过多年跨文化研究的杜维明都发现，很少国家与很少时期内出现过像今日中国这样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间巨大的紧张感。也因此，精神上的重建既是富有希望，也是当务之急。国家能力上的增长使中国摆脱了漫长的根本性的危机，但精神上的空白却一直无人填补。

　　但杜维明从未认为儒家的复兴应该成为这种精神重建中的支配性力量。他说现在存在一个契机，并非说可以摆脱意识危机，而是可以更深层地探讨中国传统与未来。他仍支持五四时期对于儒家传统的批判，这样可以帮助传统重新获得生命力。而最为糟糕的是表面上推行的尊孔读经的方式。他相信塑造中国未来精神空间的过程中，儒家将与其他种文化一起形成多元文化的结构，这既不会是儒家为主，更不太可能是基督教占主流，而是各种利益群体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共同形成的，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一定要形成基本共识，因为所有问题的探讨都有赖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这种讨论才是理性的。而自从1960年代以来，杜维明所一直坚持不懈的工作就是，如何将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如何将儒学带入现代世界。

　　年轻时敬佩梁漱溟与张君劢曾激励着杜维明，而到了在哈佛求学与任教时，他又深受列文森、丹尼尔·贝尔的影响。他说他与贝尔一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预测是最危险的事”，当杜维明被问及中国人未来的精神版图时这样说。他说贝尔在1960年代曾预测过2000年的美国，他说他遗忘了两种力量的成长，一个生态理论，另一个女权主义，而这两种力量是过去30年美国最重要的新兴力量。

　　所以，在与杜维明交谈时，你总也得不到明确清晰、惊人之语的回馈。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不够洞彻给予他更杰出的包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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