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商之道

　　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中国共识无疑是当务之急。社会各界已经悄悄地起了一些变化：官方顺应民意，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落实执政为民的举措；商界不甘落后，推动企业公民运动的展开，企业经营开始兼顾利益相关者；文化领域国学热方兴未艾，祭孔、读经和温故运动如火如荼，国人开始重新打量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变化带给人们积极的昭示，中国共识不再遥不可及。

　　在寻找中国共识的过程中，企业家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企业为国家提供税收，为百姓创造就业，被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器官。没有人能够忽视企业家的能量和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今天重温杜维明几年前提的“儒商”意味深长，它契合了当下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天的人们比以往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儒商”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呐喊，更关乎中华文明的前途。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被赞誉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发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探讨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他景仰儒家“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继而转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研究，关心“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儒学创新”这三个问题。在他提起的诸多新概念中，“儒商”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它包涵了杜维明的期望和一个文明的梦想。

　　伦理化的儒家文化：被忽视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东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无法兼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儒家强调和谐、协作、集体和社会稳定，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伦理不符。到了70年代末期，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人们不得不质疑早期的假定。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其间必有另一种伦理在起作用。

　　杜维明在研究日韩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东亚有可能探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日韩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儒家传统重视全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强调为后代造福的习惯，这些文化基因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东亚企业精神的典范。他清醒地意识到，儒家伦理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狭窄的特定的因果关系，但儒家伦理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虽然与西方的工作伦理基本一致，但儒家理论与“强调个人权利意识的新教伦理不同”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向。儒家理论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杜维明认为，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解释模式提出质疑，很难成立，除非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杜维明，认为与“东亚企业精神”有关的“儒家伦理”并不同于“政治化的儒家”。

　　后者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予以否定，才能释放出一个国家的活力，前者是指“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既然儒家传统包括政治化的儒家精神与伦理化儒家精神，而为东亚济发展提供驱动力的却只有伦理化儒家精神，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也应准确表达为“伦理化儒家资本主义”。杜维明不认为“伦理化儒家精神儒家伦理”存在于整个东亚，“甚至也不是儒家独有的”，因为它已经糅合了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

　　“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

　　1980年，杜维明的同事、政治学学者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后儒学的挑战》(The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的文章。法夸尔认为，在当时的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篇短文对杜维明刺激很大，对他刺激更大的是他的朋友朱谦做的一项调查。

　　1980年代中期，朱谦供职于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他做了一项名为“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以前叫汉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日本，再次是中国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国上海。当时中国的儒家文化让人难以乐观，由衷热爱的杜维明为此痛心疾首。

　　直到近期大陆兴起“国学热”，他的忧虑都未缓解。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力量太薄弱，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零开始”，他甚至如孩子般激动：“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太糟了。太惨了，太惨了！太薄弱！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把民间社会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资源变厚。”考虑到企业家在大陆被视为英雄，他希望企业家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于是重塑“儒商”概念。

　　历史上儒商概念出现在明清时期，指的是“弃儒就贾”或“商而学儒”的商人，也就是具有儒家文化精神的传统商人。儒商之名始于徽商，被时人称为“儒贾”。徽州大多地处皖南山区，山多地少，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奔走他乡经商谋生，很早就有外出经商的习俗。徽州是儒家大师朱熹的故乡，儒学文化氛围甚为浓厚。明朝中叶，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凭借地缘和血缘关系迅速崛起，经营行业广泛，势力雄厚，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把儒家思想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以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称之为“儒商”。

　　杜维明所说“儒商”是传统儒商概念的升级版。他说：“我认为儒商可以定为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个企业家，他还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关心文明的进步。儒商也许在经营上不是效率最高的商人，但他们能成为商业界的领袖人物。”国际儒商学会主席潘亚敦教授的看法也大同小异，他说：“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品格高尚，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成功商人，就可称之为儒商”。“儒商”是对传统的儒商精神的扬弃，代表了具有儒家气质的新型商业文化。现代“儒商精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商人自身的人格修养，在人格上“修高明之行”；二是商业经营伦理观念，在经营中“见利思义”。“立人”与“立业”相结合，构成了儒商精神的核心。

　　很多人困惑，提倡儒商关心更广阔的领域无可厚非，但为什么非要称他们为公众知识分子呢？杜维明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学院派的专利，只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而后人文精神关怀，都可以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学院有学院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政府有政府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企业有企业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相比学院和政府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企业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天然地处于劣势，他们特别容易被戴上“奸商”的帽子。称儒商为公众知识分子会唤起他们强烈的道德意识，呼吁他们将自己的能量积极有效地释放在有所去需求的社会领域。

　　他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儒商代表。传统的儒商是子贡，他经商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随孔子周游列国，为孔子实现其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孔子死后，别的弟子守丧三年，他却守墓达六年之久。后人将子贡列为孔子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从祀于曲阜孔庙。太史公说：夫使孔子名宣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近代的儒商代表是日本第一银行总裁涩泽荣一，一边从事工商业活动，一边研究《论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观念，力求把道德与经商结合起来，身体力行，以提高日本实业界的道德水准，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当代的儒商代表包括印尼的李文正(Mochtar Riady)、美国的王安、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等，他们都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多样贡献。

　　儒商之道：以义取利，批判市场社会

　　“儒商”这样的话题引起关注并产生争议，是因为中国商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期望有所担当的企业家，希望在社会转型中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并未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如何实践儒商之道呢？

　　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让我们首先来温习儒家的诚信观念。儒家认为，诚信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必须以义为最高标准。孔子的弟子子有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道：“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可践矣。”这就是说，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这种符合于义的信约诺言，才能去实践兑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这句话同样是在表达“信应该服从于义，义是更高的原则”。诚信本身中性，因为君子可以讲信用，小人同样可以讲信用，只不过小人不是去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去破坏社会已有的价值。所以说诚信并非绝对，根本要看是否符合道义。正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显然，儒商不能单讲义而不谈利，否则企业家何以谋生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求义和逐利是冲突的事情吗？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重义轻利，认为“无商不奸”，此言谬矣。事实上，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兼顾，用道德原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秩序。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朱熹提醒人们“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强调的都是义利合一，这也正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精髓。徽商十分讲求义利之道，注重塑造自身的廉商形象。徽商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为信条，在商业活动中力求做到“惟诚待人”，“市不二价”。他们在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的时候，决不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歙县商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徽商程锁在溧水经商，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储。第二年遇饥荒，物价上涨，但他“出谷市诸下户，价与往年平”。他们“信义服人”，为徽商树立起廉贾的形象。

　　正如前文所说，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还必须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特征在于对社会的批判。既然儒商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他是否也该具备批判精神呢？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商应当防止市场经济扩展为市场社会。经济学家帕金斯曾认为如果中国几亿人能够脱贫，而经济发展又是和平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因此今日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没有先例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代价也不容我们忽视。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只看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会全面的。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市场机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扫荡，社会关系被迅速市场化：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一个市场力量无处不在的社会被杜维明称之为市场社会，市场社会往往是非常可怕的，比如当下的中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智慧、文化能力、社会制度暂时出了些问题，比如现在泛滥成灾的贪污腐化，相伴而生的贫富不均、城乡差距更是触目惊心。与市场社会相对应的则是公民社会，儒商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有所担当。企业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理应抵制霸道而蛮横的市场思维跨出边界，在阻止市场机制四处侵袭方面做出积极的行动表率。目前，中国企业家热衷参与企业公民活动的评选，这就说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苏醒。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 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过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早年受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在美国又系统地研习过西方哲学，自述从1966年起，决心全力从事对新儒家精神作长期的探索，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研究工作。他把儒学看成“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试图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明儒家传统的历史和价值。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展开的，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杜维明教授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如《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人性与自我修养》、《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2001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因为在“新儒学” 研究上的杰出贡献，杜维明教授被誉为世界级“新儒学大师”。

　　杜维明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

　　(杜维明先生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本文根据杜维明的相关文章及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