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失业族大扩容

　　Fierce trend of white-collars?unemployment

　　2006年11月5日深夜，上海一名36岁的软件工程师从自家的阳台上跳了下去。该工程师曾就职于一家日本软件公司，月薪上万，贷款80万元买入一套108平方米的婚房，每月按时还银行7000多元贷款。由于这家日本公司业绩下滑，裁员1/3。虽然他工作积极，技术也不错，但年龄过大，还是无情地被公司辞退。此后三个多月，他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还贷的压力和失业的迷茫让他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在多重压力下，最终选择了轻生。

　　几乎与这位软件工程师被辞退的同时，国内三大招聘网站之一的智联招聘对外宣布，已经完成了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接受了SEEK(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最大的网络招聘公司)2000万美元的投资。而在此之前，前程无忧和中华英才网已经从国外投资者的资金中“获益”。前程无忧已率先于2004年9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SEEK公司预计，中国网络招聘市场总产值在2011年将超过5亿美元。无独有偶。著名投资银行

摩根士丹利预计，网络招聘在中国大有潜力。未来三年，中国网络招聘市场将保持5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国外风险资本对中国招聘网站的巨额投资，从侧面反映了“电脑人口”在人才招聘市场上的泛滥。

　　2006年末，《新财经》对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白领阶层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失业问题已经成为白领关注的首要问题。对此，有业内专家评价，我国第三次失业高峰正在到来，并且将会在2007年达到顶峰。

　　这次失业高峰所波及的群体正是城市的白领阶层，以及正准备迈入这一阶层的众多大学毕业生。受失业总量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影响，第三次失业高峰所波及的范围和影响深度可能比前两次更加严重。

　　Unemployment because of structure

　　结构性失业：难以弥合的城市裂痕

　　文/ 本刊记者 彭化英

　　新的结构性失业潮来临，给城市的社会生活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出现总量型失业。另一方面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自身素质、技能不适应，出现大量岗位空缺，许多企业和地区技能劳动者短缺，产生结构性失业，导致自然失业率上升。

　　随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标志的结构调整接近尾声，以及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的加强，人才市场开始出现总量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同时存在的矛盾。在两方面痼疾中，结构性失业成了一个城市难以弥合的伤痛，并似乎愈演愈烈。

　　白领失业潮来临

　　在广州市市容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次公开招聘中，13个环卫工职位竟然引来286名本科生、研究生争相抢夺。无独有偶。一个终日要与病死畜禽打交道的职位，竟也引来19名本科生和7名研究生角逐。最后1名博士、4名硕士和6名本科生被录用。

　　在近期北京的一次高校求职招聘会上，为了求得工作机会，有些大学生竟打出了零薪酬应聘的招牌。北京鼓楼(文物保护单位)要招人为游客做钟鼓表演，月薪800元也引来大堆大学生争投简历，而且其中不乏一些名校硕士生。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面临扑面而来的就业大军，这些准白领们开始放下架子，选择一些曾经嗤之以鼻的工作。有观点认为，这是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多元化所致，而问题的真正实质并非如此，真正诱因在于高校毕业生面临结构性失业难题。

　　在未来的准白领们改变就业选择的同时，面临的是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进一步加大，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

　　事实上，在记者采访中，相关专家表示，“实际情况比各方面的预计要严重得多，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今后的难度主要表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比较困难，而最为突出的又将是白领群体的后备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这一群体就业困难，而且工资难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现职白领群体的工资水平。”

　　没有制度能够保证某一特定人群不会失业，劳动市场工资的下降，应该是劳动力市场供求条件下的价格调整，遵循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值规律。

　　新失业群体引发城市危机

　　这一波失业浪潮显然并非只针对“白领”这一特有群体，其影响层面会更广泛。“知识性失业”似乎是不可弥合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他们曾经工作经验丰富，收入来源稳定，残酷的失业，折射出的是一个城市危机问题。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的问题开始逐步凸显，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而变化。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孙立平教授指出，新一代白领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

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而在以升学为取向的应试教育中，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少。而“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影响。

　　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节能高效环保的集约型发展，产业结构不能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国民收入不能由赚点加工费的中国制造，转变为获取高利润的中国创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现在就已是中国发展的顶峰和极限。如果，这一论断成为现实，无疑是给就业市场雪上加霜。

　　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人才市场结构矛盾

　　经济低迷将造成大量失业，难道经济增长就能减少白领失业人口吗？其实不然。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为750万个，与20世纪90年代平均800万的水平略有降低。这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步增加，许多迹象显示，

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率增加的贡献率越来越小。

　　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其对新增就业机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小，因此，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高失业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的经济格局。在这种状态下，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基础，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阶层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

　　据测算，在2010年后，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缓慢下降，但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绝对数量依然很大。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如何突破经济增长的这个瓶颈，是上个世纪中国改革未能解决的难题。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带来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因素在2020年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孙立平教授曾提及社会结构重建的问题。他认为，要使一个社会真正地渡过风险，达至稳定，最主要的就是扶持社会的中等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和中坚力量，直接塑造和孕育中产阶层。按照通常的含义，所谓中产阶层就是指企业的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白领层这样的并非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为了造就这样的中产阶层，就要创造相应的产业条件、职业结构条件和基本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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