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环节：

　　主持人：赵先生，刚才谈到社会责任有人把它比喻成“企业或者企业家的信仰”，那么也有人说，企业在利益面前是没有信仰的，您觉得一个企业或者企业家，他们需要信仰吗？

　　赵 晓：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其实每个人呢，我是觉得每个人都会需要信仰，企业家也是一个人，所以他其实也是需要信仰的只不过在某一个阶段，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他暂时还没有这个需要，这段时间他在急着挣钱，忙着发财，然后他有很多事情把他的时间给填满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去寻找，比如说中国的企业家像潘石屹他们，他们到了一定程度，比如他的企业做得很好，当他有一天谈到意义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他就开始从利润和财富的关注里面，开始跳出来，他要来问我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个意义，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谈，比如你说我挣的钱可以养活户口，这是有意义的，你可以谈得更大一点说我挣的钱我把这个公司做好，我给国家交税了，这也有意义，你甚至还可以谈得再大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需要一批中国的优秀企业，所以我们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那么这也有意义。但是你还要问一个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个地球没有一个人，就剩下我自己了，甚至我的企业有一天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还有没有意义，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超越性的意义或问最终的意义，终极意义，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论道》，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道就是宇宙的本体。

　　龙永图：一种信仰。

　　赵 晓：对，就是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对道的一种答案，凭着这个相信我来知道我的行为，比如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善有善报的，恶有恶报的，我就不敢做坏事，你不是说通过一种理性去证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你才去说我不做坏事，其实不是，你就是相信，如果我要是这个企业我没有商业道德，我做了那些坏事，朝奶粉里面掺毒药，我肯定做不长，我相信这个那么有些事情我就不敢去做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是从他的信仰引出的道德，所以信仰常常是道德的源泉。

　　龙永图：我觉得企业的这个信仰，当然对于他来讲是支撑他最终把这个企业做到极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考虑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刚刚起步，应该说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当时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很多企业家第一桶金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挖他的原罪的话，那就不得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些企业家在那种法律的真空里面，或者钻了一些不完善的法律的空子，他们赚了些钱，我们觉得也不要过多地指责他们，就是没有这样一个道德，没有信誉的人，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历史条件的限制，比如最近出现一些奶粉事件也好，我觉得对企业家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我觉得不管是蒙牛也好，不管是我们的伊犁也好，还是其它一些奶粉生产者，他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要具体地研究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因为很多环节，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内的产业越做越大，产业链越来越长，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家，很多都是农民企业家，或者是乡镇企业家，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管理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来讲，他们没有能力来管的，超出了他们的管理的能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某些产业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们就是有意识地违背了商业的道德来做这样一些事情。

　　主持人：好，谢谢。

　　主持人：那么赵教授我们知道您做了很多年的商业伦理的研究，并且您是用中美两个国家做了直接的分析，是不是？

　　赵晓：是，这个其实是个偶然的原因，原来我是在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当兵，当兵就有任务，那么什么任务呢？2002年派我去美国考察，考察美国的市场经济跟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什么不同，然后中国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的转型还可以从美国那学点什么东西，怎么加快我们的转型，当时就带了这么一个题目去，结果去美国一看发现很多的差异是量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比如美国金融比我们发达，但我们现在也开始搞资本市场也在搞 ，美国的创投之路，创业投资比我们先进，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就是想比较这些差异，然后中国怎么学美国，到了美国一看，我发现这是量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然后我发现的一个本质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美国，发现美国到处是教堂，然后我们知道，中国呢，到处是澡堂，那么这个东西，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换句话来说 ，我们在做商业我们的动力可能来自于我们人的一些本能，比如说我就要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然后我要追求比别人厉害，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是什么，我要比别人强，换句话说追求的是一种还是比较虚荣的东西个人的功利的东西，但是美国它可能有超越性的商业动力，比如说他为什么要做商业呢，他说for the Glory of God，为了荣耀上帝，他也在挣钱，但是他说我挣钱的目的，不是为我自己，所以你看巴菲特很有钱，但是他生活得很简朴，他说那些钱根本不是我的，那是上帝的，我只是他的管家而已，所以他对财富对很多东西的态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商业的动力不同，商业的行为不同，商业的表现结果也不同。

　　龙永图：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我觉得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就是说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很多问题还不成熟，我们整个市场经济的体制都很不成熟，所以不要苛求我们企业家，我们在谈道德这样一个准则的时候，特别谈商业道德准则的时候，我们是一方面要求他们按照国家的规则办事，按法律办事，另外我们要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要讲良心，因为有时候并不违法，但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点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企业家现在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了，我觉得即便是我们有一些大的企业他的主要的一些负责人不对一个事件负直接责任，但是的话他起码要负良心上的责任，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省，有些地方出了一个大的事情，我们的省长，我们的市长要引咎辞职，这是一种责任，就是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我觉得对我们企业家来讲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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