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崑：高教授，我们都知道您曾经六次参与过中央文件的起草，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您就特别强烈的建议要把自由和人权写到报告当中，当时您的建议被采纳了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您一直非常关注这个民生方面的问题？

　　高尚全：我的建议十五大报告后来采纳了，就提出了把自由跟人权写到十五大报告里头，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没有写呢？我说怎么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呢？人家回答我说没有地方了，我说我才不相信呢，所以我在起草小组上发了个言，我讲了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想如果不说假话的话，肯定都要，那么既然都要，为什么不敢说；第二，我们宪法上说了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报告里不能说；第三，我们不要误会人家说社会主义不要自由，不要人权，你要共产党继续执政，你必须要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那么人家跟着共产党继续前进。我讲了这三条意见，三条意见呢，当时起草小组组长温总理，他思想比较解放，所以第二天开会的时候他说昨天尚全同志建议解决了，在什么地方加上去，所以十五大报告里又有自由，又有人权。

　　龙永图：我们现在回顾这30年的进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是把眼光放在经济的发展上，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上，实际上对一些基本观念的认同上，特别是包括一些所谓普适价值的认同上，我觉得这是我们30年取得一个最大的成就，因为我们中国，那么多年的磕磕碰碰，我们终于认识到，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好，我们建立新中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好，还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大家老百姓最拥护的就是这个科学发展观它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我们中国搞了那么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就是要让广大的老百姓分享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我们的老百姓不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这个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最近金融危机出来以后，我觉得中央现在越来越关注民生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民生问题的核心就是就业的问题，我感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哪怕我们GDP下来几个百分点，哪怕我们其他一些产业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就业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定，那么一定会安然度过，这次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手上还有很有钱的，我们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位，我们过去几年的财政收入都是以20% 30%的速度在增加，这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再加上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像美国已经没有，降低利率的空间了，我们降低利率的空间还大得很，所以我们调控经济，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有很多的回旋余地，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保证老百姓有工作做，能够保证我们的企业不要垮台。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民生的问题，对我们当前讨论金融危机应该说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确实应该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来好好的加以解决。

　　李崑：其实刚才除了龙先生您所谈到的就业问题，社会现在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是日益凸显的，比如说像腐败，还有贫富分化，这些都是咱们民众现在反映极为强烈的问题，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保持这么多年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现在有加剧的势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高尚全：政府投资的扩张跟居民的消费没有协调，没有协调起来，1997年时候呢，消费在GDP当中比重呢大概45.2%，那么到了2007年，消费在GDP当中的比重35.8%，所以这个不匹配，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怎么刺激消费，最终把消费带动起来。

　　左小蕾：我们也是长期刚才提到的深层次的这种问题，经济发展中间，我们这种贫富的差距，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中间可能忽略了这种共享式的，这种经济增长，这里面呢，我估计有一个，其实国际上也有个理论上的一个，很长时间有一个理论上的误区，就认为当城市或者某一部分先发展起来，然后当它的经济增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幅射效应，它会去波及到那些比较贫困的或者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一再被证明，它不会自动的波及，不会自动的去带动落后地区的成长，所以七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检讨，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非常刻意的，去发展这种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把这个深层次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城市的发展，包括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推动得比较多，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这种比较多一点，但是后期呢，可能这方面少一点，但是很可能我们这一次次贷危机逼着我们，要去拉动消费，逼着我们要去做的过程中间，我们可能要把重点放到农村去，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是成为我们这次能够拉动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带动良性的投资循环，可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有调控空间的地方。

　　李崑：那高教授您觉得像刚才龙先生提到的就业问题也好，还有您提到的惠民政策也好，等等这些政策，这些措施，它对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社会现在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比如说像贫富分化，比如说像腐败问题，那么它是不是有一个缓解，或者是有一个解决得比较好的方法呢，这个腐败问题不是说搞了市场经济必然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会产生腐败的现象，但是不是必然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腐败问题要从体制上要使这个腐败的土壤，要消除腐败的土壤，你比如审批，审批了以后，就容易权钱交易了，权钱交易就腐败了嘛，至于现在老百姓民生问题，因为牵涉到政府职能解决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呢往往，对GDP的贡献很少，不像一个项目，上来了GDP就上去了，所以往往政府不大注重这个，那么现在强调了要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公共服务，这次中央采取的十大措施里，也注意了一些民生的问题，我昨天看了一千亿投资里，很大一部分要解决民生问题，包括水的问题，比如现在有2亿人喝不到合格的水，这些问题需要投入的，这就属于公共产品了，公共服务了，那么不是为了项目而项目，这种公共服务呢，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东西。

　　李崑：这些长久以来在改革当中所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当中显得愈发的严峻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它是不是也是在加速，这种矛盾转变的一个契机，几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尚全：就是啊，这个本来我们体制性的矛盾，前进当中的矛盾，比如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老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但是我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跟不上，本来这两个矛盾，金融危机以后呢，这矛盾更突出了，包括就业问题啊，这些都来了，工厂的倒闭问题，就业问题都来了，所以我听了胡总书记讲话，我们现在的矛盾是世界罕有的，作为我们出现的矛盾，所以解决起来这个矛盾，也是困难比较多，但是我们有这个决心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龙永图：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我们过去长期发展中积累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契机，这次谈我们金融危机的机遇，机遇就是有那么一个时间，有那么一个契机来解决我们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国力确实很强，我们一年生产6万亿吨的钢，全球最大的钢的制造生产国，过去我们多年来梦想的就是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产量的国家，我们其他方面确实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主要是靠一些大型的企业支撑着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总量。但是我们就像是一个骨架子已经撑起来了一个很大的大块头的国家，因为我们已经是第四大，马上第三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的中小企业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很好的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应该说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还没有完全给它实现国民待遇，对民营企业很多的歧视性的待遇，或多或少，或明或暗，虽然文字上都说得很清楚了，但实践起来就很难，所以中央这一次对于在金融上扶持中小企业，给了很多的政策，但是现在我听说只见雷声响，不见雨下来，中小企业得到贷款的，还是很少，我们中小企业提供了，75%的就业岗位。但是它们80%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银行贷款；第二，这几年一直在唱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在唱衰制造业，认为我们要搞高新技术产业，搞高端服务业，很好，我们在少数地区在一些少数的行业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长期以来必须实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这样一个产业结构，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锦涛同志在这一次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周年大会上，再一次强调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几十代人什么概念，几百年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如果对我们这样一些基本状况不了解，我们认为前一段时间，就对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采取一种相当歧视的态度 ，对我们的很多所谓，低附加值的出口，就采取很多歧视性态度，在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政策上，就是卡你，压你，这样一些做法怎么能够使得我们中小企业能够健康发展，所以我们中小企业不发展，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就业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很担心我们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的话手脚无力，我这一次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我们中央从来没有这样子，对中小企业那么重视过，从来没有出台过这样一系列的支持中小企业的措施，而且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第一次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