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记者
深入澳大利亚铁矿资源最富集的西澳州荒原,揭秘中国投资,在澳洲发展的真实状态。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孙雅男
编辑 | 杜亮
澳洲铁矿风云
中铝投资力拓的“世纪并购”为何失手?中国比例微弱的矿业投资为何会
在澳大利亚掀起轩然大波?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前景是光明还是灰暗?
发自西澳州首府珀斯、北京
至少有一分钟,我产生了幻觉,中国铝业公司(下称中铝)195亿美元入股力拓的计划已接近开香槟的时刻。
那是5月26日,在西澳大利亚内陆的荒原上,我和中钢中西部公司矿区负责人John Dumancic站在一座小山头。目及之处是无边无际的原始灌木丛。北京还是初夏,西澳已近深秋,夕阳逼近地平线,整个荒原燃烧在余辉里。
“周围的矿区都在裁员,只有中国人的矿不断招聘。”John抬手在空气中划了个半圆,“现在丢了工作,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我和我的同事都感谢中国人。”这让我想起刚刚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上读到的一则报道,关于力拓如何在沉重的债务、信贷市场的冻结和商品价格的下跌中挣扎的故事,看起来当下只有中国公司的参与才能改变故事的结尾。我和John都认为,增加若干限制条款之后,中铝这项交易最终会放行,正如之前几桩发生在中国公司与澳洲公司间的收购一样。
作为最大的资源需求国,中国并没有因胃口大而赢得定价权或标价权:一方面受制于落后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一方面无法承受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它一直缺乏博弈的砝码。金融海啸似乎正在为中国打开一扇时间之窗,让它能以市场化手段,以更容易被接受的拯救者角色,实现定价权的部分转移,在非洲、巴西等传统的海外资源合作伙伴之外,澳洲无疑是一片更广阔的天地。目前澳矿在中国进口铁矿所占比例不到40%,而日本和韩国采用澳矿的比例都在60%以上。澳矿品位高,运输距离适中,协议签订后违约率低,是国际买家们的抢手货。
“中国最大的铁矿床不超过20亿吨,但澳洲的矿床经常能达到几十亿吨,而且是富矿。”鞍钢集团投资(澳洲)有限公司经理高岩对记者说,“上帝的确钟爱这片土地。”
“很多的人,很多的钱。”回国的飞机上,邻座的Colbert对中国的印象只有这么两点,这已构成他和我同在一架飞机上的理由。第一点暗示中国仍在扩大基础建设,即增加铁矿石进口的需求;第二点更重要,说明中国仍能为他的APOLLO铁矿开出支票。
不过,回国一周后,我就从幻觉中醒来。6月5日,力拓董事会宣布中止了与中铝的交易,选择配股152亿美元与必和必拓组建铁矿石合资公司的新融资计划。
“我们想卖的是牛奶,而不是奶牛。”一位曾在电视上做广告反对中铝收购的澳大利亚议员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无论于反对党、执政党还是普通民众,这是一种普遍心态。它似乎是中铝错失机会最贴切的一个暗喻。
在中铝等待裁决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记者一行三人来到蕴藏着澳大利亚大部分铁矿资源的西澳州,从5月18日至5月28日,十天的行走中,很容易感受各个层面对来自中国投资的矛盾心理。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在试图加强与中国双边合作的同时,资源关系成为澳大利亚陆克文总理需要应对的凶险话题。
矛盾心理并不难理解,这是块充满对立元素的大陆,正如其地面荒凉而地下富饶一样。澳大利亚既是英、美等西方大国值得信赖的政经盟友,也是亚洲国家愿意将其纳入亚太合作圈的伙伴,同时还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它需要分享中国资源饥渴所带来的利益,也要关注来自国内和盟友的“提醒”:在某些特别场合,要勇于向北京说“不”。
中国企业对澳洲矿业的投资,果真如西方社会所认为的,是洪水猛兽吗?通过澳洲的调查走访,我们有一个重要发现: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事实上,2008年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仅占澳大利亚所吸引外资总比例的0.5%,远远低于英国、美国、日本与荷兰。为什么在一个依靠外资发展的国家,如此微小比例的投资会掀起轩然大波?到底是哪些力量导致中铝二次入股失利?站在澳大利亚人的角度,怎样看待来自中国的资源买家?中国投资者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在澳大利亚投资和运营矿业,中国公司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上篇
澳洲政经
世象 纠结的政治与商业
中铝投资力拓在澳大利亚政界已成为一个“事件”。它走过的是一条从商业到政治又回归商业的路线,但政治与商业从未真正分离
西澳州首府珀斯有种散漫而精致的气质,高层建筑寥寥可数,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西澳分部就在其中一栋豪华大厦。与我们会面十分钟前,该公司能源及自然资源部总裁Duncan Calder刚结束与州长Colin Barnett的午餐,中铝是佐餐的话题之一。
“媒体关于中国投资者的态度让州政府感到困扰。”Duncan边脱大衣边说,他有个中文名字:邓曜东,据说与中国风水有关。“当然,政府并不会限制媒体,但这并非政府的态度。”
多个场合,Colin Barnett州长宣称愿意拥抱来自中国的矿业投资。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他可能更愿意看到力拓与中铝而不是与必和必拓合作,后一个方案可能让两拓在西澳州形成绝对垄断,并且为其提供合理避税空间。
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下,联邦政府、州政府(澳大利亚分为六个大州)和地方政府各有分工。州政府拥有辖区内矿、石油等资源的管理权。“州政府更关心本地经济,特别是当前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而联邦政府则更关注国家安全。”西澳州Deacon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McRobert说。
但是当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外商投资决议方面发生重大意见冲突,决定权仍在联邦政府。例如矿业项目,中国国有(国有股份占15%以上)企业必须拿到联邦政府的投资许可,才能和州政府谈勘探权的转让和延续。
联邦政府也并非只有一种“表情”。澳大利亚遵循代议制民主,反对党可以“为反对而反对”。“反对党在这十几个月的日子里极为难熬,大选失败后连换两次党魁,政治行情依然不见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机咸鱼翻身,但工党应对有方,人气不跌反涨,他们当然会把陆克文的中国渊源视作救命稻草,将其涂抹为政治负资产。”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其实反对党主政时为推进中澳关系也没少做努力。”
在澳洲几天来,我们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澳大利亚独立参议员尼克·色诺芬和反对党国家党领袖巴纳比·乔伊斯由私人出资的一则广告,呼吁政府制止中铝收购,理由是如果中铝成功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资源的占有”,“陆克文必须保护下一代澳大利亚人的利益”。早在收购谈判之初,色诺芬与乔伊斯就曾在昆士兰和堪培拉做过类似一轮广告。
不过,事涉“国家利益”,执政党也无法不考虑反对党的主张。
陆克文今年3月访问华盛顿时,曾与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杰·奥特曼私下交谈,罗杰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无法确定目前要投资力拓的中铝,是不是受国家控制或者受国家影响的实体”。
“中国公司为什么不仅仅买下资源,而是买下整个公司?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如果你拥有整个公司,就不需要再为价格担忧。”澳大利亚议员Michael Johnson告诉我们,“但它的复杂之处在于,资源或者能源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公司往往有政府背景,比如中铝,人们认为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公众公司,它是中国政府的公众脸孔,或者说中国政府的商业脸孔。澳大利亚可能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而已,不赞成的人认为接受这项交易,意味着一个国家将在十分敏感的领域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
觊觎澳矿的中国企业当然不止中铝一家。中铝失利后第6天,中国五矿集团宣布完成收购澳大利亚OZ Minerals主要资产,此前,华菱钢铁已成为FMG集团第二大股东,鞍钢也成功向合资企业金达必增资成为第一大股东。中铝之所以在澳洲成为众矢之的,最终铩羽而归,主要缘于中铝要触碰(还不是摘下)的是澳洲矿业皇冠上的明珠。这其中也不难推测有微妙的政治平衡隐含其中——尽管表面看来,双方分手是一个商业决定。
一位近期刚刚完成对澳洲某铁矿收购的国企高层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中铝曾游说国家发改委暂缓批准其它国有企业对澳洲矿业的投资项目,以降低澳方敏感度。
“我个人支持更多中国公司到澳大利亚投资,”Michael Johnson摊开手,“但为推动这种投资我这种人可能会经历困难时期,因为议会中的同事总是问我,‘嘿,Michael,为什么中国不允许澳大利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进入中国?或者,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可口可乐收购它的一家果汁公司?那只是一家果汁公司,不是吗?’你看,中国和澳洲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合作的平衡。”
据传,澳官方曾将批准中铝投资作为中澳自由贸易谈判的条件,但澳贸易部长西蒙·克林坚决否认,“我曾向中国政府保证,澳洲对中铝增持力拓的申请,不会采取歧视性导向。”
澳大利亚负责审核外国投资的机构主要有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ACCC)和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前者看投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后者看投资行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目前黄灯通常来自FIRB。
创建于1976年的FIRB并非执法机构,“它的功能仅仅是向持有外商投资最终审批权的财长提出建议,财长不受FIRB建议所限制。”McRobert说。自由党执政时,FIRB只履行形式上的审查过程,文件递交上去,被拒绝的几率很小,工党执政后变化很大,“越来越严格,在细节方面有很多深究,但大多数申请最终还是成功的。”
2008年2月,中铝联合美国铝业公司在伦敦交易所收购力拓12%股份,几日后,FIRB出台六原则,解读何为“国家利益”。“六原则出台后应用案例很少,效果不好判断,但我个人感觉它最适用于中国公司。”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驻澳官员告诉《中国企业家》。六原则中,中国企业最难解释清楚的是“投资者操作是否独立于政府”,这涉及对“国有企业”的理解。“什么是国有企业?这肯定是灵活评估,也许人家会觉得法国的国有企业,产品定价和决策都不受政府影响,所以就不是国有企业。”上文中匿名的中国驻澳官员说。
尽管中铝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这场收购仍变成不折不扣地对澳洲政府政治智慧的考验,艰难决定必须在6月中旬做出。
然而,力拓董事会的戏剧性决定于6月5日提前中止了等待。据分析,此时的力拓已找到挺过危机的其它路径,交易至此突然转变为“完全的商业事件”。
中铝虽然没有迎娶到公主,却无意间完成了骑士的角色。在中铝投资力拓方案宣布后不到4个月内,力拓澳大利亚公司的股价已从2月初的低谷期上涨了近70%,力拓英国公司的股价更上涨了近1倍。
力拓将澳洲政府拉出了尴尬抉择的泥泽,现在政府需要尽量淡化对交易失败的责任。澳财政部长韦恩·斯万(Wayne Swan)强调交易终止是双方之间的商业行为,澳大利亚始终欢迎外商投资。陆克文总理也有类似说法,而且,迅速与中铝总经理熊维平安排了一场带有安抚意味的短暂会见。
“中澳自1972年建交以来,历届不管是工党还是自由党都坚持推进与中国的关系。1983年我当选总理,第二年就去中国访问,看到了澳洲矿企和中国合作的潜力。最近外界有一些传闻,似乎中铝与力拓的事情令两国关系产生了问题,关于交易我不想讲太多,但传闻完全是误解。”6月11日的一个酒会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断壮大,澳大利亚也会不断壮大,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加入澳洲矿业公司的成长故事。”
澳洲民众的“镜像世界”
“澳大利亚人一直有种担忧,当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距离英国很远,怕法国人来抢东西,后来怕俄国人来抢,再后来怕日本人来抢,现在怕中国人来抢”
澳大利亚的民众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有何看法?
5月25日,在珀斯市中央商务区、会展中心、西澳州大学、《西澳州人报》四处,我们随机发放了60份问卷,主要涉及3项大问题:
提到“中国”,脑海中最先浮现的词汇是什么?
对于来自中国的矿业投资,最担心或者困惑的是什么?
怎样的情况下,才会觉得来自中国的投资更容易接受?
受访的60人中,眼中的中国大多围绕着“烤鸭”、“京剧”等传统元素。只有3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无足轻重,但也只有7人主动谈到中国经济。53人认为中国并非在市场经济轨道中运行,其中25人去过中国。
这些民众担心的普遍问题是铁矿石的主要客户将成为股东,“这不是我们与中国或者其它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客户与生产商之间一直存在的问题。”令他们困扰的是,“各种各样的中国国有企业之间有密切关系还是完全独立?”如果中国公司愿意拿更小的股份,让被投资项目保持公众公司形象,或者中国愿意对澳大利亚同等程度开放(必和必拓曾希望收购中国山东的一处铜矿,不也被你们拒绝了吗?),他们会觉得更容易接受。
在一所古旧建筑中,我们拜访了西澳州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席格伦(Gary Sigley),他又高又瘦,躯体在自己的毛衣中晃动。“许多年纪大一点的澳洲人,脑袋里的中国还是30年前的中国,对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并不了解,另外,我们彼此之间政治制度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最好。”席格伦还指出澳洲人心里深处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个西方国家,又地处亚洲边缘,澳大利亚人一直有种担忧,当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距离英国很远,怕法国人来抢东西,后来怕俄国人来抢,再后来怕日本人来抢,现在怕中国人来抢。”
来自毕马威的Duncan Calder也是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主席,他出示了该机构2009年1月出版的研究报告:《中澳贸易给澳大利亚家庭带来的利益》。这份52页的报告指出,每个澳洲家庭每年可直接从中澳贸易获益超过3000澳元。据Duncan透露,该报告背后的出资者就是中铝。中铝显然希望通过指引而不是反驳来影响澳洲人的视角。
不过,中铝仍然游离在主流话语系统之外。“我们不喜欢成为战败者的感觉。”圣乔治大街拐角处一家便利店的老板Joshua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出售的报纸。Joshua为我们打开《澳大利亚人报》的网站,展示一则“向中国人说不”的报道:“这些优势不能被分掉。它们被称为资源收益,”报道中说,“中国公司自然希望资源收益归中国,而不是归澳大利亚。”
普通民众生活在媒体制造的镜像世界中,不止中铝,在澳洲投资的中资公司都曾为媒体关系而困惑。“在澳大利亚,对如何处理媒体关系,我们理解得都还比较肤浅。交易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媒体协同,媒体能让一个垂死的项目起死回生,也能让一个快签字的项目功败垂成。”一位匿名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向我们感叹。这家公司在去年针对西澳州中西部公司的一场收购中大获全胜。
“澳洲报纸上看到的有关中国的评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能够读出媒体对中国政府不了解,对国有企业不了解,对中国企业运营不了解。”上文中匿名的中国驻澳官员说,“也不能怪人家,我们的方式基本上是反对的声音出来后,给一个回应,这就很别扭,很被动。”
“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果没有中国投资,西澳州许多项目将无法进行下去,这些项目会雇佣成百上千的人,创造千万计的税收。”《西澳州人报》商业新闻部矿业编辑Peter Klinger说。他曾对中铝、五矿做过“非常简略”的采访。“我们的担心在于,海外政府会通过投资取得矿区控制权,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过去都是日本、美国、韩国的私人公司或者上市公司来澳洲投资。”
Alan Kohler是澳大利亚著名金融记者和商业评论员,来自中国的同行让他感到有些紧张。“虽然我是一个记者,但并不真正了解中铝是不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公司,中铝的收购案是不是属于政府行为。我不知道,觉得很迷惑,我想大部分澳大利亚媒体对此都很迷惑。”
挺中派:澳洲矿业黑马
新兴铁矿供应商视中国企业为博弈“两拓”垄断的盟友。他们的前途与中国的崛起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政治家、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弥漫着矛盾的心理。但是,如果你认为这就代表了澳大利亚社会各层心理的全部,那你就错了。至少有一股力量,新兴的铁矿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者充满不加犹豫的好感。
力拓毁约的当天傍晚,《中国企业家》记者接到一个来自珀斯的电话,一位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负责人尽量隐藏语气中的失落,“对你们和对我们,这都不是个好消息。”他所关心的不是中铝的失败,而是力拓与必和必拓重新启动的合并计划。
根据力拓新方案,将与必和必拓就双方西澳大利亚铁矿石资产成立合资公司,持股比例各为50%,必和必拓还将额外出资58亿美元。对澳洲其它二三线矿业公司而言,这无异于某种噩梦中的威胁突然成为现实。
“2007年10月,必和必拓提出收购力拓建议,真实目的就是为把双方的基础建设合二为一,现在旧事重提,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如果他们在基础设施上联合起来,有些小动作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上文中匿名的矿业公司负责人说,“过去觉得还可以和他们打,如果他们走到一起,就是资产超过1150亿美元的巨人,而且背后都是实力强大的基金,打不动。”
尽管目前方案并非全面合作,但在他眼中,仅是为绕开审批中的障碍。“在行业内,我们常说力拓一直挂在必和必拓的枪口,目前虽然只是铁矿项目合资,但要知道,力拓其它资产一塌糊涂,只有铁矿项目质量最好。”他毫不隐讳对力拓的不满,“必和必拓是‘老大’,做事还有些老大的样子,和你一拳一脚的交手,力拓最‘鬼’,常在背后出招。”
本来,借助中国的市场和资金,澳洲新兴铁矿商人希望从“两拓”垄断的阴影中找到缝隙,进而成为新一代君主。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安德鲁·弗里斯特创建的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FMG),理论上,它是澳洲排名两拓之后的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也是中国华菱钢铁的战略合作伙伴。
一个微雨的上午,我们拜访了位于东珀斯的FMG总部。它挂满中国元素,门口是幅中国画家李大鹏的作品,名叫“镀金年代——青藏铁路”,上面是一群金黄色的,人格化的,笑得无比灿烂的猪头像(后来我们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的客厅看到了同样的猪头像)。会议室里陈列着满清时代的帽子、屏风、鼎、刺绣和各种来自中国的纪念品。
然后,安德鲁出现了,脸上挂着皮尔巴拉土壤般的红润,穿着条磨破了边的牛仔裤。他像个坚韧的魔术师,中国企业中有个关于他的笑话:西澳州有三大“忽悠”,安德鲁排名第一。
与两拓总裁不同,安德鲁没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他就在办公区角落里的铁柜子上召开战略会议。看看他所欣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就知道谁才能与他产生精神共鸣:日照钢铁杜双华、沙钢集团沈文荣、建龙钢铁张志祥、复星集团郭广昌……“过去澳洲铁矿业就像个小聚乐部,两拓日子很舒服,安德鲁这种人冲进来后,把整个规则打乱了。”FMG营销总监刘晓东说。
安德鲁的经历丰富多彩,有点像无线电波的嘈杂信号,不喜欢他的人直截了当地指责他,这源于他职业生涯充满冒险,而且之前的冒险多以某种纠纷结束。喜欢他的人对他接近崇拜,“安德鲁一走进来,整个房间都有种跳跃的感觉。”他的一个合作伙伴告诉我,“别人都是晚上做梦,他白天也做梦,而且能让你和他一起做梦。”
安德鲁的家族血统中就有善于梦想的基因,曾祖约翰·弗里斯特曾任西澳州第一任州长,以高于州预算6倍的资金,利用英国贷款在西澳修建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水管道。100年后,安德鲁启动了同样备受争议的项目。2003年,采矿业不温不火,安德鲁判断中国工业化需求将形成对铁矿长期利好。按照两拓的宣传,皮尔巴拉矿藏都已勘探完了,但安德鲁坚信这是个谎言,尽管他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可他的行为模式完全符合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这样他在自家厨房里创立了FMG。
这是一场赌博,“最初他们忽视你,然后取笑你,后来打击你,但最终你赢了。”他引用圣雄甘地的名言概括与两拓的较量。皮尔巴拉地区的主要港口、铁路设施都由两拓出资修建,FMG最初希望与其合作,但两拓以运力不足拒绝。“他们的逻辑是‘除非你已在本行业立足,否则就别进入这一行’。”安德鲁回忆。FMG只得在矿山与黑德兰港间自建铁路和码头设施。
2008年5月15日,FMG终于向中国运出了第一船矿石。这是个危险的时刻,如果再看不见实实在在的矿石,无论是中国发改委还是中国企业,可能都会对安德鲁不断重复的故事感到疲倦。
6月11日,北京郡王府,安德鲁和华菱钢铁董事长李效伟用一根棒球棒敲响了一口中国铜钟,这个仪式后,李将正式进入FMG董事会。“中国应该对我们有信心,”安德鲁说(有时他的表述是:中国应该把我们当作它自己的企业),“我们因中国需求而生,产品全部供应中国,最重要的是,我们打破了竞争对手的价格控制体制。”不仅是市场,FMG同样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华菱钢铁正在帮助它向国内金融机构融资。
打“中国牌”的澳洲中小铁矿商越来越多,当我们走进另一家新兴铁矿公司Atlas的会议室,令人感觉又错走回了FMG。房间里的摆设同样有股混杂的中国味。橱窗有瓶“水井坊”,还有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瓷器。
“我们有很多客户在中国。”董事长大卫·弗拉尼根(David Flanagan)说。2008年上半年,矿产价格正高,传出Atlas与多个中国客户谈合同,凭借中国概念,公司股价直线上升,但最后并未真正形成交易,接着金融危机来袭,公司股价一落千丈。据说今年3月份它又与两家中国钢铁企业签订了长协合同,但大卫不愿意透露客户的名字。“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与更多中国公司合作,但你知道公主和青蛙王子的故事,在找到王子之前,可能会亲到许多错误的青蛙。”
一定程度上,大卫和安德鲁是共同对抗两拓“霸权”的盟友,FMG将铁路开放给Atlas使用。“必和必拓和力拓应该能感觉到我们的挑战,但不应该觉得我们是一种威胁,”他说,“他们是大象,我们只是小狗。以大象的地位,本应该为推进皮尔巴拉地区的合作做点什么,可惜他们什么也没做。大象和小狗一起走路,有人扔过来一个球,小狗能抓住这个球,但大象不能,因为狗更灵活。不过大象很强壮,很有力,小狗要非常小心,不要让大象踩死。”
扔球者就是中国,FMG和Atlas有可能成为中国钢铁业对抗两拓的生力军,不过无论安德鲁、大卫或者其它中小铁矿商都不是“圣诞老人”,生意就是生意,并没有证据表明新兴铁矿商的供货价比两拓或者巴西淡水河谷更低。只是,“我们是个小超市,中国人可能更喜欢在大卖场购物,但在小超市往往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大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