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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澳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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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

  攻略 以日为师

  跃跃欲试的中国企业,欲拒还迎的本土势力,前者该如何突破这层玻璃门?先行一步的日本人或许可以给我们借鉴

  “澳大利亚和日本已经完成磨合,目前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我们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很小,都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西澳州政府发展部投资服务局资深经理比尔·普莱斯顿说。这个和善的老头对澳大利亚铁矿就像对自己的掌纹一样了解。“但我们和中国,还在‘Learning Phase’(学习期)。”

  他的判断从珀斯街道上就能佐证,公路上的汽车以日系为主,走进一个餐馆,即使是唐人街的中餐馆,所用电器也多数产自日本。

  当把时光拨到1938年,可以找到日本与澳大利亚资源关系的起点。

  那一年,澳大利亚有一些小公司开始与日本商谈铁矿石出口协议。当时澳大利亚经济支柱为农业和黄金,政府认为铁矿储量连国内使用都不够,更不用谈出口,因此叫停了与日本的合作。不仅对铁矿,对所有矿产品出口都下了禁令。从1940年底到1950年初,西澳州逐渐开发小型铁矿,但多数矿石供应州内,剩余部分再船运到东澳。

  1952年的一个雷雨天,农民朗·汉考克(Lang Hancock)驾驶私人飞机穿越西北赫兰港南部的汉摩斯利山脉,无意中发现两侧峡谷如同铸铁,这一地区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皮尔巴拉,澳大利亚铁矿史从此改写。为表彰他的贡献,国家赋予他向皮尔巴拉开矿者收取特许权费的权利。

  随着皮尔巴拉地区勘探情况逐渐明朗,大大小小的矿业公司反复游说联邦政府取消不准出口矿产资源的禁令。1960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正式启动,第一船货就供给日本。

  政策修改大大刺激了矿业公司的发展。从1965年开始,西澳州铁矿业进入快车道,一直到1974年,十年中每年都保持数倍增幅。比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图表,显示这十年来西澳州铁矿开发速度与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平行,“日本经济走多快,西澳铁矿石开发就走多快。”

  从1975年到1980年,西澳州铁矿开发速度放缓,因为同期日本经济提速缓慢。“1965年到1975年,西澳州和日本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比尔说,“彼此都没有别的选择,两方利益紧紧连在一起。”1980年后亚洲四小龙崛起,直到1990年,十年中韩国与台湾替代日本成为主要铁矿石进口地。自此澳大利亚对日铁矿石出口数量一直下降,不过比尔认为这属于良性调整,进入稳定状态,将保持在50%左右。

  1970年代,日本在澳洲也曾遭遇今天中国所面对的质疑。1975年澳大利亚出台《外国人收购和接管法》(FATA法案),对投入到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设定限制,该法案沿用至今,的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McRobert认为法案设立的初衷就是为应对日本投资者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热潮。

  日本如何消解澳洲人的警惕?它的成功在于它主动、有序地融入澳洲。再者,日系企业协调性强。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引用了一句电影台词形容日企的投资策略:“悄悄的进村,开枪的不要。”

  还有,日本的投资者并不追求控股,持股一般在10%以下,主要不为分享股东红利而是影响价格。所选取的目标,也并非最惹人注目的庞然大物,而是领先者的竞争对手。此举可谓四两拨千斤,如三井物产、新日铁公司和住友金属工业公司三家共同拥有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公司(2000年被力拓收购)的股份,然后支持罗布河扩产,这就间接给其它铁矿商造成扩产压力,从而实现供大于求,价格下降。

  2008年,澳矿到中国平均价为115.2美元/吨,而到日本平均价为83.3美元/吨,同样的基准价格,为何到岸价差如此之高?源于日本进入之初就和澳洲矿山签订了长期合同,“中国最初进入时有些混乱,都想分一杯羹,许多人玩现货市场,从你手里买点,转到第二家,第三家。”比尔评价。一手握长期协议,另一手日企和大型国际船舶公司签订了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船运合同,都是很低的运输价格。

  “多年来,到西澳谈判的日本企业就这么几家,这就代表了整个日本。”比尔指着一张PPT(表见63页)说,蓝颜色的部分代表日本企业,就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熟悉的名字,它们甚至还可以联合起来,买下资产后再悄悄分配。红色的部分代表中国企业,浩浩荡荡来势汹汹。西澳州发展部每年要接待数百个渴望投资矿业的中国人,其中甚至有粮食贸易商,有时彼此还会就同一个项目较劲。

  “哪怕三菱投了十家企业,给人的感觉就是三菱一家公司做了一件事,当地媒体不会当成十件事在那儿炒。但中国可能是十家公司关注一家澳洲公司,给人家感觉是十家公司在做十件事。”中国驻珀斯商经处领事孟玉红说。

  《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有什么不同?几乎没有得到答案,多数人想不起日本有哪些投资项目。

  日本公司的投资行为很少登上澳洲报纸头条。2008年中日企业曾就中西部地区Oakajee港口铁路项目展开争夺,三菱及其支持的默奇森矿业公司胜出。“人家赢了就赢了,悄无声息。”一家中资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他应邀参加了签约仪式。那是个规模很小的庆祝,就在州长办公室里,来了20多人,日方政府只来了位总领事,三菱派了个副总裁,“要是咱们,恨不得来宾越大越好。”

  当年日本的投资环境不可复制,不过中国在“学习期”中需要补的课依然很多。

  “中铝入股力拓交易过程的某些设计和动作,体现出中国官方和国有企业对海外并购所面临的政策阻力漫不经心,处置失当。”安邦咨询在给《中国企业家》的一份资料中指出,交易案2月份提出没过几天,中铝原总经理肖亚庆即被提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个决定无疑增加了澳洲舆论对中铝官方背景的认同。同时,中铝并购款的融资主要由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主导,而且国开行还广泛参与“贷款换石油”、“银政合作”等政府背景浓厚的行动。本来,市场化并购交易应以市场化运行的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方案为妥,但中方显然无意规避。

  2006年,全球钢铁业也曾发生一桩惊天并购,全球第一大钢铁公司米塔尔收购第二大公司安赛乐,组成前所未有的钢铁巨无霸。米塔尔虽然没有“国有身份”,其亚裔背景和家族企业形象却无法抹掉,安赛乐却是一家泛欧洲公司。当时米塔尔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家遭到比中铝更强烈的讥讽甚至辱骂,但米塔尔启动了强大的公关系统化解之。它愿意为欧洲国家最关心的部分妥协,合并协议可以使安赛乐股东获得更高回报,为淡化家族形象,拉克什米·米塔尔把所持原公司股权从88%降到了在新公司中的43.5%,放弃了创始人的绝对控制权。结局是,他拿到了最想要的东西。

  “对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国内‘一切资源为我所用’,一旦走出国门,无法适应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安邦报告中写道,“只能一次次印证民众和议员们的忧虑:那个交易案背后站着中国政府的巨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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