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藩国到企业共同体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哭泣”(美国学者威兰•瓦格纳语)，“企业共同体”在解体。1997年11月，当山一证券公司董事长野泽含泪宣布这家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破产时，众多震惊的日本人也在电视机前抽噎。2001年3月8日，时任日本财政部长的宫泽喜一曾非常沉痛地表示，“日本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大企业——“藩共同体”的现代翻版

　　日本国民的团队精神来源于他们自古以来就已经十分习惯了的“共同体生活方式”。在古代，这种共同体组织叫作“藩”，近代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藩共同体”很快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共同体”的应运而生。但“国家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则将日本带入到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中。

　　战败后，随着“国家共同体”的迅即解体，和“国家绝对主义”理念被彻底否定和批判，秉承了历史上“藩”共同体血脉的日本企业，勇敢地从国家手中接过了权力的接力棒，带领着因战败而绝望、因失去国家依托而在精神上颓废渺茫的日本国民开始了新的跋涉。日本国民从企业的崛起和大包大揽中似乎又重新找回了身居共同体内的安全感和居家的温馨感，于是，战后骚乱不定的社会很快便趋于平静，人们依托着企业，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

　　战后几十年来，一批批优秀的企业，以其巨大的规模、雄厚的实力及出色的经营，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日本经济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松下、索尼、丰田、三井、三菱等一大批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发展与壮大，也就没有日本经济的今天。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作为强大的命运共同体，还为广大的国民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安身立业之地。榊原英姿在《作为文明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一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理念迅速衰竭，作为一种反比例现象，企业的相对重要性得到了增长。战前作为权威的天皇制崩溃，而自由民主主义的理念作为一种原则暂且不论，但作为权威则日趋形骸化，而企业实质上承担起了过去国家所承担的相当一部分权威和作用。江户时代的‘为藩奋斗’到了明治以后变成为‘为国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变成‘为企业奋斗’。这里，企业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股东而创造利润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组织，是一个包括职工和他们家属在内的疑似共同体。”

　　日本的企业组织在近代的转型，是以传统的“藩”为基础而加以建构的，将传统和现代精神结合为一体，使企业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是经济组织，二是社会组织。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企业取代了传统的部落组织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提供住房，介绍对象，支付

养老金。日本人最终将市场经济与传统的中世纪部落社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尤其是日本的大企业，宛若古代的“藩国”— 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部落王国，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在这个“部落王国”或“社会”里，只要是属于这一王国的所有成员，包括他们的家属都可以从企业那分享到各种好处与实惠，不仅有“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一系列不成文的习惯性条文的软约束(一种人身依附式的变相许诺)，而且作为家属还可以从企业那领到各种名目的补助与补贴，享受到种种的优待。企业是五脏具全，既有公司住宅，又有幼儿园，

医院、俱乐部和各种辅助设备。

　　企业，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现代王国，竭尽全力地保护着它的臣民，维护着企业的发展，而作为一种变相的“交换”，所有的成员都以极大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对企业——自己的“家”——效忠和奉献着，从上到下共同维护着这个属于大家的“命运共同体”。

    “企业战士”犹如幕藩体制下的“武士”

　　战后日本人的“爱藩精神”和“爱社精神” 已被传为佳话。历史上看，这一意识存在的前提，来自于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中，位居身份等级之首位的藩士总是以自己的藩为骄傲，都会以一种十分得意的心情说，“我是萨摩藩士”，“我是长州藩士”等。

　　日本各大企业的员工，都有着江户时代“爱藩精神”传统的影子，可称为“爱社精神”(“社”是日本公司“会社”的简称)。比如三菱公司的社员自称是“三菱人”，三井公司的社员自称为“三井人”。他们对自家公司的忠诚，简直不亚于封建时代的藩臣对藩主的热爱。日本人总是以他们所属的各自的企业为荣，就像藩士认为自己是藩的代表那样来看待他们自己和住友、三菱等大企业的关系，认为企业就是过去的藩，而自己则是藩士，就是企业战士，应该以企业为家，以企业为荣，对企业忠诚不二，奉公(企业)灭私(自我)，为企业的利益和荣誉奋斗到底。

　　在日本，一些出生于富商家庭并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孩子，会将继承权让给弟弟而只身进入三井，住友等公司去成为一名公司职员。他们所以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三井、住友等名牌大企业里，可以有种“士”的感觉。在当地经营买卖充其量只是士农工商中排行最后的商而已，而三井的职员则是“士”。更难以让人相信的是，为保护企业而选择自杀的员工也为数众多。如企业被卷入贿赂丑闻时，有关人员会毫不犹豫地带着秘密自绝性命，使得检查部门搜查受阻，使案子不了了之。自杀职员几如战前的神风特攻队员一样，有着为共同体献身的“士”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并不是由谁来规定的，而是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观念。人们总是这样的认为，这些大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谋取利润的企业，而且还同时是一个藩那样的共同体组织，此外它还可以参加国事，是一个具有“公”的性质的组织。

　　企业战士们一个个都像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武士般一生忠勤事主，为企业效力，甚至不惜战死沙场。日本企业频发的“过劳死”现象，便是企业战士们效忠企业，不惜战死沙场的最好明证。

     “企业共同体”的解体与蜕变

　　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日本企业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日本企业的共同体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充满了“人本主义”和人情味的制度，和与此相呼应的各种制度性的安排，都将在经济全球化面前原形毕露并被无情地置疑和否定。传统的共同体精神已经无法再在企业中“藏身”或“寄生”下去了。

　　当日本股市长期陷入萎靡不振的状况，使得许多上市公司的

股票价格不仅跌落谷底，甚至无人问津时，企业为了筹募资金，便只好背叛自己共同体原则而转向钱看，不得不去牺牲所谓的长期观点，放弃“终身雇佣制”、“市场占有率至上”的想法，竭尽所能地直接讨好这些股东们，由“企业职工中心主义”转变为“股东中心主义”，由“共同体中心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心主义”。

　　改革是伴随着痛苦的。企业所进行的一系列与传统决裂的无情改革，加速了企业的“变身”，同时加快了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企业精神的解体。大企业的改革越来越无情和惨烈，职员无不人人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成为所谓改革的牺牲品。日本企业和国民都在承受和忍受着改革和因改革而导致的共同体解体与死亡时的巨大痛苦。日本民族为告别过去，正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拼杀。

　　日本企业传统性格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悄然“蜕变”，正引发日本继明治维新后又一次社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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