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绘(1853—2006)

　　作者：舒杰

　　黑船带来的现代化(1853—1894)

　　1853年对于幕府将军德川家庆来说并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年份，来自太平洋对岸的黑船(美国将军佩里所率领的舰队)闯入了幕府的咽喉要地——今天东京湾的横须贺港。当佩里向幕府提出开埠通商的要求时，已经孤立了二百多年的日本被强大的美国舰队彻底震撼了。就像前首相吉田茂所说的那样：“停滞、太平和孤立的梦被佩里的舰队所打破。”在这样充满着混乱与不安的环境中，日本踏上了一段悲喜交加的腾飞之路。

　　为了应付幕府的巨额索取和频繁的财政危机，幕府末期的大名们不得不采取振兴工商业的做法增加税收。长州藩的纸和蜡，肥前藩的瓷器与煤，德岛藩的靛青等等都成为流通日本全国的土特产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南九州的萨摩藩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制造了反射炉、火炮和战船，与琉球贸易获得了巨大收益，成为日后推翻幕府和建立明治新政府的主要力量。到了幕府末期，日本的经济中心已经由大阪、京都向以江户(东京)为中心的东日本转移，形成了几乎包括所有商品的全国性市场。

　　由于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开埠之后的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巨额的贸易赤字和黄金外流扮演了幕府末期经济的“主角”。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导致了以丝织业为代表的传统手工工场纷纷破产，飞速的通货膨胀则使得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底层民众生活更加困难。幕府已是众矢之的。

　　在短暂而错综复杂的倒幕战争之后，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回到了国家的权力中心。刚刚成立数年的明治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历时近两年的岩仓使节团给日本带回的不仅仅是欧美的趣闻轶事，更有对现代化的极度渴望。

　　在这个时代里，数百名欧洲工程师的薪水给明治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同样为日本带来了现代工业的星星之火。不过，对日本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以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或者五代友厚，因为是他们的企业为近代日本的腾飞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在日本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日本能够出现像大久保这样具有这种(殖产兴业)眼光的政治指导者，而且他并不孤立，得到了大隈重信这样强有力的合作者，在他死后又有伊藤博文等人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些是日本得以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

　　——富永健一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从幕府末期开放港口到20世纪中期的近一个世纪中，丝绸一直都是出口量最大的产品。可以说，丝绸凭借其强大的外汇赚取能力，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支撑着日本工业化的发展。

　　——大野健一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三次战争与大正民主(1894—1927)

　　此时的日本已经逐渐摆脱了开埠初期的困境。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明治初期实力较为弱小的重工业部门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制造业也实现了发展，私营工厂中最大的是造船厂和铁路车辆工厂。中等规模的工厂中包括芝浦制作所(现在的东芝)、日本电器(NEC)等电机制造厂。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生产各种零部件。工程师们为了提高技术水平，经常奔走于各个工厂之间学习交流，为技术的传播和吸收做出了贡献。众多工科大学的毕业生们往往会首先到规模较大国营企业里任职，在那里，他们苦心专研技术并积累大量经验。在掌握了技术和知识后，很多人要么转到中小企业工作，要么自己创办公司。就这样，西方技术开始在日本普及。在东京和大阪，以大工厂为中心，中小企业开始集中在特定区域建厂，逐渐形成工业园区。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远离战火的日本提供了天赐的发展机遇，以出口为主导的繁荣遍及整个日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但是这个繁荣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此时的日本的制造业无论从成本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

　　西方的潮流左右着日本的现代式开化，而弄潮的日本人却并非西洋人士，因此每当新的大浪滚滚而来时，日本人都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拘谨的食客。日本的开化就好比吃饭时的尴尬，且不要说尝遍桌上的每一道佳肴了，连饭菜的样子都还未来得及看清楚，旧菜就被端走，新的一轮又上了桌。而在这种开化的影响下，国民也必然会感到心中没有着落，惴惴不安。

    ——夏目漱石 日本著名作家

　　战后腾飞的战时溯源(1927—1945)

　　这是一个战火连绵的年代，19年的时间里有14年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结束了大正民主的日本在右翼法西斯势力的怂恿下，一步步地踏入战争的泥潭。

　　伴随着1927年和1930-1933年两次大规模经济萧条，一直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银行挤兑、物价暴跌、农村经济极度衰败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风景。与此相伴的是，日本政府为了挽救企业而推动的大企业联合重组。当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时，所有的日本经济几乎都被以三井为代表的六大财阀所控制。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陷入泥沼中的日本政府开始加大对经济的控制。

　　1937年，设立企画院，直属于首相，负责实施计划及战时国家资源动员任务。 1938年，企画院发布物资动员计划。

　　1943年，设立军需会社法。被指定为民营军需企业的企业在经营、生产计划和处罚规定等方面处于政府的管理之下。同时，这些企业可以优先得到原材料供给。

　　虽然战争给亚洲及日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战后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因为形成这些特征均需要依赖于长期关系及政府干预。其中包括：以重化工业为龙头，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工会制度等。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为了构筑战时经济体制而启用的制度。在此之前的日本经济是以自由竞争、短期合同、劳工自由流动为特征的自由经济体系。

　　这些战时的经济体系在二战后有很大一部分免于解体，得以保存下来。它们在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在今天，它们却被大多数人视为与全球化时代不相符合的遗物和障碍。

　　这是一段充满了火与血的历史，日本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破坏。但是，在探究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也许更重要的东西并未毁于战火——高教育程度的国民(超过当时的欧美)、高水准的技术人才(被刻意保护)、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再加上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务实、拼搏精神，正是这些成为日本在战后得以迅速复兴的内在要因。

　　　——姚海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博士

　　废墟中腾飞的奥义(1945—1970)

　　如果要用一个词给这个年代命名，我愿意把它称为“凤凰涅磐”。当重光葵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协议时，他背后的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战争的能力，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财富在战争中被消耗殆尽，工业生产率仅有战前的30%。配给和管制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主角，但是配给的粮食实在少得可怜，人们不得不进行黑市交易以维持生存。当东京地方法院的山口良忠法官因拒食黑市的粮食而导致营养不良死亡时，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窘状一目了然。

　　同样是这一时期，当战时处于军工企业地位的松下电器面对战败的局面时，思考了一夜的松下幸之助在1945年8月16日是这样告诉他的员工：“当面对本世纪最大的变革时，从今天起，将会成为和平企业的松下电器公司将会迈出重建日本的第一步。从此以后，产业界恐怕将出现很大的变动，肯定会出现大批的失业者。但是为了我们的员工和60家工厂，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松下别无他途。”也许战后日本复兴的奇迹在这一刻就已经开始上演。

　　来自美国的援助与财政补贴一起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支柱。以解散财阀、劳动三法和土地改革为代表的战后民主化措施的实行，最终为日本扫清了经济发展的最后障碍。道奇和戴明，两个美国人，被誉为日本实现战后复兴的功臣。强硬的“道奇方针”稳定了战后的日本经济，戴明提出的质量管理无疑是日本企业复兴的钥匙。拥有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出色的成本质量控制体系，并借助于“朝鲜特需”的东风，废墟中的日本重新踏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造船业、钢铁业、化学工业这些战前的优势产业重新回到了世界之巅，而以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

　　当1966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时，繁荣的日本经济似乎在告诉每一个人，日本已经回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改善，这个谁都了解的词组概括了战后日本制造业的精华。想了解战后日本制造业的发展，改善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切入点。据了解现代英语中多了一个单词——KAIZEN，实际上这是改善的日语读法。因为英语中的Improvement或者Innovation都无法恰当地表达日本改善的真正意义，因此日语的改善也就定居于英语中。

　　——真岛一郎 宫崎产业经济大学教授

　　在战后初期，家族财阀总公司及家族所有的持股公司被解散，随着原有财阀集团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企业管理的独立性增强，其经营的活性也就被释放。但原有的三井、三菱、住友的招牌依旧，绝大部分原有企业又集中在一起成立了“社长例会”，血比水浓，不只是怀旧，而是一个寻找经济上、金融上的相互支持的必然性要求。于是，战后日本的“企业集团”逐渐形成了。但是，当我们在今天的在三井公司的高层中再也无法找到三井家族成员时，就应该明白财阀集团与“社长例会”的区别所在。

　　——魏全平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疯狂、幻灭、挣扎(1970—2006)

　　这是一个从辉煌走向黯淡的年代。当它开始时，高速前行的日本经济列车开始放缓，科技逐渐取代价格成为日本产品的主要竞争力，日本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复兴。当它结束时，日本已经经历十年的经济萧条，日本产品已经不再是最高品质的代名词，破产、通缩、失业成为了日本社会最真实的写照。从疯狂的成长，到幻想的破灭，再到无奈的挣扎，日本在这三十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随着1969年GDP超越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日本战后复兴的梦想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到来的还有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飞涨的

石油价格却为日本带来了好运。国土面积狭小和资源的匮乏造就了日本人对于节能的高度重视，也造就了日本产品优越的节能性。戴明的理论在这时已经演化为以“丰田生产模式”(Toyota Product System，TPS)为代表的日本质量管理制度。同时具备低能耗和高质量的日本电器、机械、汽车开始抢占原本属于欧美跨国公司的市场，日本经济进入了全球扩张期。

　　但是伴随着人工成本和能源价格的上升，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造成的日元升值，日本产品原有的价格优势开始丧失，“科技立国”逐渐取代了“贸易立国”成为了日本新的国策。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结束了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稳定增长”时期。但是凭借着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和轻薄短小的产品设计，日本成为惟一挺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发达国家，在80年代重新步入高速发展时期。繁华的东京街头与乞丐遍地的伦敦相比仿佛如同天堂，年均超过4%的增长速度更是让处于“滞胀”泥潭的美国相形见绌。日本在这一刻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如同任何事物盛极必衰的道理一样，处于辉煌顶点的日本人同样难以避免。在日本国内极度内敛的日本人开始在海外表现出他们的富有，20世纪80年代的成田机场里挤满了出国的旅行者，日本企业开始疯狂的购买那些只有象征意义的资产(比如洛克菲勒中心)。根据1985年《广场协议》大幅升值的日元更是为这股潮流火上浇油，遽然而富的日本人开始疯狂的投资

房地产、证券和古玩。到1989年，日经指数已经突破39000点，东京一地的地价总值更是等于整个美国的地价。“日本人将要买下美国”的传言像佩里的黑船一样震撼着美国。

　　历史总是在人们最忽视的时候显示它的力量。当日本人尚未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梦想时，疯狂前进的经济列车已经戛然而止。从1991年起，

房价、股市的暴跌开始将日本拉入长达十年的萧条之中，虽然其中夹杂着几次似是而非的复苏，年均仅为1.1%增长速度却无可争议的宣告这是日本“失去的十年”。

　　在日本，金融业是政府干预最多，监管最细的行业，一切金融行政市场均由大藏省掌管，金融机构真正的管理者是大藏省。为此，这种政、官、商互为一体的金融体制，对金融机构实行高度保护原则，大藏省所掌握的金融行政，就好比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护卫舰队”。各类金融机构则如同一支船队，船队在“护卫舰队”的保护下渡航，不会有一只船掉队，更不会有一只船倾覆。

　　——陈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欧美企业是确定了发展战略后从上至下贯彻执行的，日本企业则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而是应对着环境的变化，根据现场状况来指定策略。在高速成长期，这种现场负责体系和员工参与策划型的经营模式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实际上也使企业得到了发展。日本企业的发展，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更加确切。另一方面，日本的经营理论，战后一直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日本企业将QC(quality control)等实践性的概念加以消化并应用到现场，在质量和成本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基于事业环境和本公司资源分析而制定的经营战略，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践。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制定中长期经营战略只不过是形式化的例行公事而已。

　　——若林广二 日本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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