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新晋商(4)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为什么上不来？

　　山西票号把曾经诚信、厚道和感恩的精神推行到神人共赏的极端，有两个小故事为证。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在盛世显赫的乔氏家族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四合院。

　　不仅如此，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

　　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两个小故事，不知心里什么滋味。这里却不能不有另一问，山西票号普遍的“仁德和信用”为什么不能使它们安然超越最后的大限呢？

　　因为，在山西票号败亡前，曾经有过几次绝好机会。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洗劫之后的清政府决定仿效西方制度进行改革。是年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对于晋商集团来说，参与国家银行，毫无疑问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这一次不愿“官商结合”了，他们作出了完全一致的答复：拒绝参与。

　　第二次变革的机遇来自山西票号同业内部，也有外界呼吁的声音。

　　鉴于外国银行的压迫，国人的呼吁和对山西票号种种弊端的痛切感受，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多次组织了山西票号同业会议，议题是联合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改组成立三晋汇业银行。

　　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分号掌柜们接到的绝密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不仅如此，在1908年六月以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省内的总号写信，说明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有一封汉口分号的来信写道，“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此时，驻北京山西票号的有识之士在力求挽回颓势，国内的媒体也在呼吁山西票商的整体觉醒，1904年8月，《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肯定了改组银行的主张，“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机遇，远在山西的高层决策者无视内外要求变革的声音，他们否决了改组银行的主张。全国各地票号的掌柜们等来蔚丰厚大掌柜毛鸿翰的信使，他就是极力倡导改组银行的李宏龄的儿子，毛鸿翰让自己的信使带来口信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

　　毛同时还动用了自己的独裁权威，指令各地票号：“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李宏龄因此气得狂呕鲜血，终致卧病在床。

　　毛鸿翰轻描淡写的答复，就这样让李宏龄等人的数月努力化为泡影。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上不来，是因为毛这样沉沦在山西老家的独裁者们，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知道“家天下”，不直到“天下一家”，再多的“诚信和仁德”岂非形同虚设？这里再问一句：今天的山西商人，是否从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学会了最基本的合作应变的精神呢？

　　同样的主张，何以你提出来就是无比正确，别人提出便是包藏祸心呢？

　　只有自己能作出与己有益的事情，别人未免有妨害我之嫌，以“万两银钱一句话”的信用著称于世的晋商集团骨子里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

　　1914年，代表了晋商最高历史辉煌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如此写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日升昌的轰然倒坍，预示了其他山西票号前赴后继的崩盘。

　　耐人寻味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山西票号遭受重创，生计更加困难。此时，山西票号商们进行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先后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尝试。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就是毛鸿翰本人。

　　可悲的是，毛鸿翰这“迟来的爱”也许可以给山西票号挽回一线生机，然而山西票商内部争权夺利的神经病又爆发了，还没等北洋政府对山西商人的请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商们为了各自利益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再难形成统一阵营。

　　同样的主张，由你提出来，便是自求发财，有混水摸鱼的嫌疑，由我提出来便是光明正大。毛鸿翰也许非常后悔自己当初否决了李宏龄的努力，也许醒悟到自己的保守和闭塞，但是当年李宏龄数次来信建议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巡视一下，他为什么死守在老家不愿意出去透透风，长点见识呢？

　　我们想起来把头藏在沙子里躲避灾祸的鸵鸟，当年的山西票商如此不愿面对现实，当外国银行以其制度优势，节节压迫到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这些呆在老家的大掌柜门唯一的措施就是：当作没有发生。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到老家以开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李宏龄向自己的商业领袖们发出如此质问。

　　可惜，这样的问题，领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了。

　　但是，这个问题对今天新晋商们依然是有效的：你有包容异己的胸怀吗？你有和衷共济的理性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