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新晋商(2)

　　生存还是毁灭？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哈姆雷特的终极问题。

　　哭够了，唱完了，这些必须赚钱回家男人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老天爷，他们脱掉自己的鞋子，随便一扔，鞋子落到哪里，他们就走那条道。

　　数百年来，从山西走出来谋求光宗耀祖的商人们就是这样“用脚投票”，跟命运打赌。他们就像中国的西部牛仔，最终如愿以偿的总是少数人。山西北部有个小城镇叫做河曲，与内蒙古隔河相望。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城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放河灯的习俗。据说这个风俗从清代就开始了，在德高望重的老船工指令下，大家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代表了客死异乡的灵魂，人们希望这些河灯能把一个个凄苦的鬼魂带回故乡去。

　　无数的人死掉了，侥幸没有死去的人一代一代富起来了。俗话说，三代富室才能修炼出来一个贵族。这里的贵族应该是有远见，有风度，胸怀天下的大气之人。山西的土财主们是否孕育出了这样的贵族呢？

　　很难说，也许走了几个世纪走得太累了，他们醉心于盖房子，一代接着一代盖，然后住在高门大院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在山西太原附近有个乔家大院，据说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个大院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

　　这些大院的主人平时如何生活呢，山西票号的创始人雷履泰富起来后，在其故乡修了很大的宅院，人们忘记了他的村名细窑村，而直呼为“雷家堡”。“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雷家堡的后人们如此介绍雷履泰的奢华生活——他在自己村庄里的奢华生活。

　　宁愿在一个小村里，一个小县城里奢华老去，也不愿生出其他的理想。这就是历代晋商巨富的人生选择。

　　当晋商帝国崩塌后，山西老宅院的余威还在震动着后来的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宋霭龄这个在泡在上海的女贵族被狠狠地教育了一把。在跟他的老公孔祥熙回家省亲前，她对山西是瞧不起的，认为那是一块艰苦和原始的地方。

　　然而在老公的故乡太谷县，她享受到了上海小女人八辈子都享受不到的奢华。十六个农民抬着她的轿子走进了孔祥熙的村庄，在孔家大宅院里，竟有七十多个佣人在听她的使唤。而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很多人家早已司空见惯了！

　　众所周知，孔氏家族后来替蒋介石把持着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他大约是晋商集团的回光返照，但是无法发扬光大晋商彪炳于世的信誉，随着蒋介石远赴台湾，中华民国的金融系统留下了现代金融史上最丑陋的一页。

　　对于今天的晋商集体来说，如何才能完成当年晋商集团的“星球前传2”呢？

　　唯一的办法可能是：起来，不要再做土财主！

　　“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你真的是纯粹的商人吗？　

　　这样的故事总是生命力最强的。

　　北京有个“都一处”的老字号，《晋商》中记载了它的传奇来历：

　　“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说明了山西商人的趣味，当然，其他的商帮也脱不开这仰仗权威的恶俗。

　　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顶上，通常有两个龙头。

　　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官商结合，这是晋商集团的驰骋天下的秘笈之一，一直到今天，山西商人还是脱不开官本位的思维定势。

　　晋商集团过去依靠这官商结合的运作手段，曾经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

　　在朱元璋手里，他们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取“盐引”；

　　由于在明清交战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八位山西巨商受到顺治皇帝的亲自接见，享受了“宴便殿、赐服饰”的超级礼遇，并被奉为“御用皇商”。

　　雍正皇帝平定青海叛乱时，后勤供应发生困难，山西商人范毓宾主动请缨，他的爷爷早年就是蒙受顺治皇帝封赏的八位“皇商”之一。范毓宾后来“毁家抒难”辗转沙漠数万里，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军粮的任务。他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的特权是：与西北游牧民族自由贸易。

　　由于接待并赞助西幸的慈禧太后有功，山西商人得到了经营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以及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特权。

　　不仅仅这些细节，包括此前开辟通向俄罗斯巨大茶叶市场的“茶叶之路”的垄断权，也都有着多年来的官商结合的铺垫。

　　山西商人在与当局密切合作，遭到当局勒索巨额“捐助”的同时，也通过跟当局的“博弈”获取特权，比如在1850年迫使朝廷默许“以汇兑代替运现”，从而获得汇兑官府银两的特权。

　　除了通过官商结合获取极大商业资源，过去的晋商集团由于捐助有功，朝廷也投桃报李，封给他们大大小小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花钱买了四品知府的官衔，他的二掌柜毛鸿翙给自己祖孙五代人都买了各种头衔。利用这些头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内幕消息。

　　晋商集团在走向辉煌时期这种官商结合的传统，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但也给后来的晋商们带来不利的定势思维，比如山西民营企业家中的李海仓就是山西著名的“红顶”商人代表之一，李身亡后，围绕他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在力求革除这种官商结合的弊病，因为它导致了商业运作的不公正。如果山西商人还停留在官商结合的习性中不能自拔，不能摆脱祖先留下的这些不应该继续发扬的商业运作模式，新晋商要重新振兴山西的经济，乃至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恐怕是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