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改革开放马前卒(4)

　　《21世纪》：袁庚曾说：“一说改革成果就提袁庚，你们思想不解放”。你认为，袁庚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涂俏：简单地说，袁庚当年的思想解放是打破陈规，力求打破体制的桎梏，而不是简单地说一句“解放思想”了事。袁老反复说到，在我国的历史上，学术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当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以及以后的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人。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听一听不同的学术流派的见解呢？他说他不是要大家去接受反动的东西。他相信大家有消毒的能力。打开窗户，让户外的空气进来，但是，很多的细菌也会进来的。这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袁老反复说，在蛇口，已有各种各样的“抗生素”。能够对付细菌。但绝不能因噎废食啊。

　　《21世纪》：你觉得，袁庚在哪几个方面对今天的思想解放有所启发？

　　涂俏：我觉得袁庚在很多方面对今天的解放思想是有所启发的。其中细节很多，我还是先给你讲一个有关袁老思想解放的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是袁庚带梁鸿坤去看“三级片”。这在当时简直是疯了，是大逆不道之事。但是，袁老认为，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为了让年轻的干部走上蛇口的领导岗位，袁庚不惜逼迫跟随他多年的老战友、好搭档许智明让位。而为了改革事业的一种担当，许智明说出了“我不退位谁退呢”的心声。这个故事，曾经让许多读者感动着。诸如此类的故事太多啦，还有袁庚以晚年的政治生命来担保一位普通的干部。袁庚顶着“三道金牌”保章含之的故事。袁老就是通过一个个小细节、小事件来打破现有体制的框框，带领他们蛇口工业区走向成功的。

　　在1982年，袁庚让工业区花钱从海外请了一位叫江绍伦的教授进来讲企业管理心理学，被当时的培训班学生以及很多蛇口人认为是“放毒”。在那些年轻的学员听来，江教授的言论是“大逆不道”的。袁庚敢请他来授课，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袁庚曾经揭秘过此事。他说，当时，江教授开讲之前，谷牧同志事先对他讲，你放开讲好了，放了毒，我给你消毒。后来，我听他的课时，江教授也是刚刚讲完开场白就觉得不妥，他问我，袁董，我这样讲课，不会把我抓起来吧？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有些歌的作用其实是骗人的，为了降低你们的期望值，让你们在生活水平低下时，才会感觉到幸福。我听完了江教授讲的话，我挥了挥手，让他放心大胆地讲，我来给他消毒。可是，那天他还是战战兢兢的，没能畅所欲言。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把国外的教授、所谓的心理学的权威请进来，让大家接触一下。现在我们不是大批大批派人到外国去留学吗？不也是听人家讲这种东西吗？如果我们认为请这些教授进来讲一讲，是一种污染，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派留学生出去。总之，如果思想不解放，很多具体问题都无从谈起。

　　1984年11月28日，袁庚参加“当代香港经济研讨会”时， 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曾经这样想过，在经济体制方面这样大的改革，这样大的突破后，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也要有相应的发展和突破才成。不久前，我和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们制定《资本论》是必修课的教材，他认为《资本论》的剩余价值一章仍有其生命力。可见资产阶级的学者，也得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吸取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死抱着书本不放，不正视现实，极力想从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寻求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因而我们的学说停滞了，使凯恩斯的理论横行了四五十年而不衰，现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风靡一时，这种未来学派的理论与预测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大大解放思想，发展丰富我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我们党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一大突破。我在蛇口，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喜欢问：你们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从老祖宗处找不到你们这样的‘模式’，我往往回答：我也不晓得，让实践去回答吧！或者说，我们愿意接受实践法庭的审判。现在好了，三中全会说个体、集体经济、包括引进来的外资，都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有益的补充。这一下好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