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改革开放马前卒(3)

　　在袁庚的努力下，1982年中国南山开发公司成立。它是由不同的股东组成，由于出资者不同，站的角度也就不一样。这样一来，这个企业就成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1982年，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还远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那时，叫得最响的一个字是“包”字。对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革，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多少人去碰触。5年后，也就是1986年底，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开始了自己的“股份制”改制的艰难历程。

　　“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21世纪》：袁庚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那么他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呢？

　　涂俏：他在这个方面的尝试太多了。就在1983年，袁庚在自己的蛇口“试验田”里所要进行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最敏感、最能触动既得者利益、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从任命制走向选举制等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他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对“现行体制中的弊端”有切身之痛，对行政体制改革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至于具体的尝试呢，我则简单地枚举袁庚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袁庚决定在干部范围内对领导班子进行直接选举。还规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对领导班子的信任投票。这就是著名的民主选举与评议，二是新闻监督，也就是同级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此外，还有干部招聘、干部聘任制，取消干部原来的职务和级别，根据工作需要，量才使用——实在太多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21世纪》：你怎么看待袁庚和梁湘之间的争论和分歧？

　　涂俏：他们几乎没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办特区的思路不同，理念不同罢了。2005年的夏天，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采访过袁老。袁老哈哈一笑，坦言他错了。接着，袁老给我举例说明了他的一桩错误事。

　　的确，早在开办深圳特区之初，袁老是不希望深圳特区的面积过大过宽的。因为，在袁老看来，深圳市既无商业，又无工业，它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卖地”，二是依赖“贷款”，三是依托中央各部委“对口赏赐”。这三项收入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之所以如此，袁老认为，这一切都与特区过大有关。他还专门在1981年8月写信给中央“告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也仰赖于当年的特区面积，有了足够的地盘，才能搭台唱戏啊。所以，袁老认为自己当年的思路有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袁庚坚持在2.14平方公里上搞蛇口工业区，在开创之初，他从不奢望蛇口太大，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太大了，船小好掉头，所以，他坚持搞小的，不敢搞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会指责特区过大过宽。

　　先默默地干，

　　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谈

　　《21世纪》：袁庚的改革精神和动力来自何处？

　　涂俏：我认为，袁庚的改革精神和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自身的动力。他曾经在秦城监狱坐了5年半的牢。许多人经过那样的折磨，出来就蔫儿了，可是，袁庚和别人不一样，在他投身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他的劲头反而更大了，他要将失去的时间加倍地补回来。另一个方面，有两个反差给他的影响很大。一个是香港飞速发展的反差，另一个是他出国看到的反差。1975年10月，袁庚在58岁时恢复了工作，调任了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在他远赴香港招商局工作之前的两年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中国现存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这正如袁老于1984年3月在中南海怀仁堂所说的：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处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后来一旦和外界接触，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