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改革开放马前卒(2)

　　每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

　　《21世纪》：袁庚在改革之初是如何破除经济体制之弊的？

　　涂俏：我记得，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这样评价过袁庚，说他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

　　这句话是对的，在我最初的采访中，袁老告诉我，这一切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年轻时担任东江纵队情报处处长。刚解放就远赴越南，作为情报与炮兵顾问，秘密援越。1951年5月奉调回国后，就在北京参加了高干班的学习，听苏联情报顾问讲课。翌年8月，他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领事，直到1959年才回国。回国后调任中央调查部一局任副局长。1968年4月至1973年9月，他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长达5年半时间。1975年10月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10月，即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全面工作。你看，在他开发蛇口之前，他从来没有搞过经济工作，即便在国内工作也只是搞调查工作，也就是特务工作，从来没有办过企业，主抓过经济工作。所以，他与别人不同，几乎没有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熏陶。何况，他一到香港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发觉，香港的经济之所以飞速发展，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在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他生搬了香港的许多做法与经验。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插曲，正是这个小插曲，让袁庚更深刻地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是在1976年底，丹麦船厂受交通部之邀赴上海参观造船厂。丹麦人问上海造船厂负责人：你们的员工有多少人？造船的周期有多长？得到的回答是：上海造船厂12000人，每年仅造2条万吨级船。而对比丹麦宝隆洋行，其下属的造船厂仅1700人，每年造12条万吨级船。叶飞听后很震惊，当即找来袁庚商量，拟学习西方的造船经验，将上海造船厂的管理权交给丹麦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竟要交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去管理，这个叶大将军也是够胆大的！

　　袁庚那时负责的是外事工作，他受命请来上海造船厂的书记与厂长，将叶飞的想法灌输给他们。书记与厂长反问袁庚：如果把丹麦方面权力交给我们，上海工厂只用1000多人也可以搞好，为什么不交给我们？裁掉的10000人交到哪里去？丹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时，听完这一切，袁庚无言以答。在计划经济的国土上，每挪动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

　　《21世纪》：袁庚的三大遗憾之一是在1980年代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大资本家要在蛇口投资入股，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他谢绝了。但他在1982年7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袁庚是如何理解股份制的？

　　涂俏：早在袁庚计划动议开发赤湾时，他就反复思考过股份制这个问题。股份制的最大好处是各大股东之间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香港，经营管理得好的企业便是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固然是股份制的，非上市公司也大多都是股份制的，连一些家族式企业，也往往搞成股份制，兄弟姊妹入股。

　　但是在蛇口，工业区是全资国营的，事事都要请示汇报，而在招商局，由于它是交通部的子公司，也往往受到国家的控制。袁庚一直想找到一个开发赤湾的方式，来对国有的企业进行制约与监督。他想，中央要招商局负责组建公司开发赤湾，本来可以按工业区这样搞成全资国营的，但确实弊端太多。况且，蛇口工业区的财力不足。中银、华润、深圳市都希望联合开发赤湾，那么，能不能试一试搞个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