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刚：建设“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先生专稿，敬请关注：

　　作为亚洲区最具优势与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一直为国际金融界高度关注。作为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的任志刚，则常常是被关注的焦点人物，他那满头银发、目光犀利、行事果断、小心谨慎而又极富魄力的形象以及言行举止，也像香港成功在1997、1998亚洲金融风暴中击退国际炒家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并津津乐道。

　　任志刚，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获荣誉学士学位，1971年加入香港政府，任统计主任，1976年调任为经济主任。1982年获政府任命为丙级政务官，任首席助理金融司，参与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事务，1985年任副金融司，1989年任金融司，1991年再获委任为外汇基金管理局局长。

　　1983年，任志刚参与了制订联系汇率制度，并深刻体会到金融监管与指导在金融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在1983至1988年长达5年的时间里，坚持向政府提议设立金融管理局。1993年金管局正式成立时，他出任金融管理局总裁一职，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至今。

　　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任志刚与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取得共识，动用外汇储备入市购入多只港股，成功击退炒家。坚强地捍卫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他个人以及他的团队也因此名震四方。

　　但在更多的时候，任志刚和他的团队是在默默地做着别人看不到的重要的工作。除了维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监管银行系统的健康安全地运作，以及管理上万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外。他们更要与时俱进地捍卫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动摇。

　　任志刚还有一个很多人所熟知的工作，定期在香港金管局网站的《观点》中发表自己的观点。2007年8月，任志刚透过香港金融管理局接受了《华人金融家》编委会副总编辑毕亚军专访，访谈的大部分内容也正源自于他的《观点》之中。

　　建设“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

　　——访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

　　毕亚军/文

　　问：金融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密，但大家对金融的理解却越来越迷糊，您曾经提出一个“金融基本法”，您的这个法是怎么定义和理解金融的，都包括哪些条款？

　　答：我常提醒大家应时刻紧记金融的基本目的。金融不是一个神秘难明的科目，但常常被人误解。由于金融产品价格可以大上大落，并带来获利的机会，若配合利用杠杆作用及衍生工具，以小博大的成绩更加令人目眩，加上金融行业提供不少就业机会，以致金融的基本目的往往被人忽略或遗忘，甚至本末倒置，变成有违公众利益，因此有必要不时地提醒有关人士这一点。提出“金融基本法”，纯粹是方便大家紧记金融的几项要领。其主要内容是：

　　第1条：“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语录)。

　　第2条：金融泛指资金融通活动或过程，即是将某些人的余资引导至另一些需要资金的人手中。在这过程中，前者为投资者，后者为集资者。

　　第3条：有效的资金融通活动对促进、提高及维持经济增长与发展具关键作用。

　　第4条：投资者对风险、回报与资产流动性三者偏好的比重各有不同，集资者的信贷质素及盈利条件也各异；投资与集资双方的取向往往不相同。

　　第5条：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资金融通，即撮合投资者与集资者的需要，并让两者在过程中分担及管理有关风险。

　　第6条：现代金融体系具备多元化的资金融通渠道，即银行体系、债市及股市。这3种渠道使投资者可选择承受不同程度的风险，集资者可选择不同的资金来源，中介人(不单是银行体系)也可选择承受不同程度的风险。

　　第7条：金融中介人的“私利”很自然是争取盈利，但这与促进有效的资金融通的“公众利益”可能并不相符。两者若有矛盾，金融规管及监管便应发挥作用，以保障公众利益。

　　第8条：金融体系可透过自由竞争及具透明度的市场来达致最高成效，但一旦有问题出现，当中牵涉的系统性风险便会很高，因此必须有当局的参与，除了对金融市场及金融中介人进行规管与监管，必要时更应设定市场准入条件及金融中介人须履行的特定责任。

　　第9条：为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全、多元发展及效率，有关当局应对金融市场及金融中介人进行规管与监管，并致力保障投资者(包括存户)，尤其小投资者的利益。

　　第10条：集资者在第一市场发行全新或增发金融工具，供投资者认购。第二市场的主要目的是提供金融工具的流动性，维持第一市场作为资金融通渠道的吸引力，并方便市场人士进行风险管理。所有参与第二市场的人士应紧记这一点。

　　第11条：正如实体基建有助确保人流及物流安全有效，从而促进经济畅顺运行，金融基建对资金流转安全有效同样重要，有利于金融体系及经济畅顺运行。

　　第12条：金融基建是一种公共货品。基于公平竞争及商业成效的考虑，金融基建中的某些元素未必适合由市场来提供，因此有必要由有关当局来参与发展及运作。

　　第13条：国际金融中心是进行国际层面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枢纽，透过汇聚外来投资者、外来集资者及外资金融中介人，带动庞大的国际资金流转。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促进其服务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发展。

　　问：在您看来，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香港政府及金融管理局将怎样确保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答：国际金融中心也有传统和现代之分，香港要确保和提升的，当然是现代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曾提出“国金二期”的概念(“MachTw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的缩写)，中文直译是“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意思是融入新思维、新视野的国际金融中心。

　　大家会问我为何用“MachTwo”这个物理学名词形容国际金融中心。根据《新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Mach”是指“对象在四周环境中移 动的速度与音速的比值”。“MachTwo”通常指双音速，也可比喻达到较高层次的意思。由于全球金融以惊人速度飞跃发展，而这正是国际金融中心面对的现实环境，所以我相信以双音速来形容后者是很贴切的。

　　金融市场自由化以至全球化，对国际金融中心带来新要求。信息科技不断创新，大大加快了国际资金在全球各地流窜的速度，且涉及的数额也非常大，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模式或条件已不足以应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金融交易网上化的年代已经展开，很多活动(尤其金融活动)在地理及时区上的隔阂已被打破。

　　国际金融中心是进行国际层面的金融中介活动的地方。这不单指把海外资金转化成为投资香港的资金，或把香港资金引领至海外投资，这个诠释太狭窄。无论如何，以国际标准计香港经济的规模较小。我相信国际层面的金融中介活动，应同时包括把一个海外地区的储蓄带引至另一个海外地区，成为当地的投资资金，例如把美国储蓄中转至内地投资，或把内地的储蓄引领至美国投资，或把德国的储蓄中转至印度尼西亚投资等等。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必须具备适当的平台，以应付大量这类的国际金融中介活动。问题是如何达致这个目的？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应具备的优势，包括：良好的法治制度及独立的司法架构；大量合适的人才；监管制度健全及尺度适中；简单的个人及公司税制，以及低税率；政府支持金融业发展；货币稳定及可自由兑换；廉洁及高效率的政府及良好的工作及居住环境。所有这些传统条件仍很重要，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我们须努力不懈，确保不失这些优势，并且要与时并进，配合环境的变化适当地加强。

　　但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及信息科技创新，令全球金融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增长及变化的情况下，单是做到上述条件已不足够。金管局一直在默默地努力为香港的金融基建配套筑建所需的各项设施，以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至双音速的层次。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晋升至双音速层次，应具备哪些额外条件呢？我想到的有以下4点：

　　第一点较明显，就是金融中介渠道必须是安全、有公信力、多元化和有效率。现时香港的几个金融中介渠道，包括银行、股票与债券以及其衍生的市场，都已达到这个要求。银行体系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一连串银行风潮后，多年来已成为可靠的中介渠道。作为银行监管机构，我们非常重视促进银行业体系的整体稳定与有效运作，并与银行合作无间，确保各界对这个传统且必要的金融中介渠道保持高度信心。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也取得同样的进展。过去10年本港股市已追上国际最高标准，除了市场管治外，改善措施亦包括提高市场透明度。在金融中介渠道的多元化发展方面，香港仍然相对落后，原因是投入债券市场的资金数量仍然相对较小。但我们正在这方面努力发展。金融中介渠道多元化，不但是国际金融中心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更是维系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金融渠道多元化可避免对某一金融中介渠道的过份倚赖，从而减少系统性风险。

　　第二点是可供本地货币及主要外币进行金融交易的平台。外币储蓄(尤其属于机构管理的一类)大多不愿意承受海外投资涉及的汇兑风险。若要对冲像港元这类非主要货币的风险(尽管港元汇率过去20年一直保持稳定)，费用可以颇高，以致影响了海外投资的吸引力。对于本身货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地方来说，为所持投资进行货币对冲就更加困难。我相信若本港提供的金融产品(包括可供投资者参与内地发展的产品)能有不同货币单位可供选择，它们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可能会大大提高。此外，此举更可减少大量资金流入及流出港元(如大型新股上市时)，从而加强香港的货币稳定。

　　再者，在纽约收市后及伦敦翌日开市前的数个小时内，美元及欧元金融工具交易一向以来都比较淡静。但在金融全球化下，市场将会24小时无休止运作。这不但指场外交易的买卖，也包括像证券交易所这类有实体交易场地的市场。若以亚洲时区内各经济体系参与的所有金融交易计，我们是另外两个时区的净贷款人，当中很大部分贷款是以美元及欧元计算。全球约有六成外汇储备由亚洲时区的经济体系持有。有些人当然欢迎可在亚洲时区处理海外资产的设施，这不但省掉待至晚上甚至半夜才处理资产的麻烦，更可避免不必要地延迟执行投资决定。事实上，亚洲时区内发生的重要事情，也可影响美元及欧元的金融市场。无论是为了方便投资者管理货币风险、方便金管局管理货币稳定，或使全球金融工具达到24小时不停运作模式，亚洲时区愈来愈需要一个流通性高的平台，以进行外币金融交易。但要做到这点属于双音速层次的要求并不容易，原因是这样会触及个别地区内交易场地的所有权问题，可能会遭到对方的阻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本质上，金融市场的源起及设立都跟本地需求有关。虽然市场变得全球化，但市场的结构主要仍只针对本地环境。对于最大型的市场来说，能够发展跨越时区，并且提供不同外币产品的交易，其意欲其实不太强。这些市场由于本土环境使然，至今仍然高度本地化，但亚洲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又迅速增长，将会形成一种动力，使市场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香港一直致力推动不同地区的证券市场采用全球化协调标准，并建立“策略性”联网。这方面至今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将会继续留意有关的机会。

　　外币金融交易平台必须有稳健的支付、交收及结算系统支持。这正是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信息科技不断革新，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送的速度，同时也急剧加速国际资金的运转，对金融交易构成的结算风险也骤增。幸好信息科技也可应用于审慎管理结算风险的用途上。但问题是负责金融基建的当局是否能够审时度势，作出配合。大家安坐家中大多会把水电煤气等基建视作理所当然，到了发生故障才猛然醒觉这些设施的重要。同样地，金融基建出了事故，可能会影响各界对金融体系健全运作的信心。假使这情况出现在国际金融中心内，后果可能很严重。

　　在信息科技的年代，支付、交收及结算系统(尤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系统)应安排完善，以尽量减少结算金融交易出现故障风险。支付、结算及交收系统的关键有4点。第一，系统的设计应能提供实时支付的金融交易(最少是大额的)、买卖金融工具的货银两讫，以及外汇交易的同步交收服务。第二，我们在建设这套金融基建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并超越很多其他金融中心。现时香港已拥有美元、欧元、当然还有港元的实时支付结算系统，同时这些系统已实现联网，能提供三种货币的同步交收服务。第三，我们正争取在支付系统中加入人民币。这将有助巩固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在建设这些系统方面累积的经验，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只需6个至9个月就可在现有的支付基建内加入另一种货币。第四，金融服务的主要使用者应尽量利用上述系统，以妥善管理金融交易的结算风险，并可确保货银两讫。

　　有了上述所谈的三种条件──金融中介渠道、金融交易平台及支付结算系统还不够，还要有第四种，就是能够方便多层面式的市场参与者直接接通这些设施，才可称得上是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这是指不论地理界限，金融中介人及委托人(包括集资者及投资者)均可享有直接接通金融服务的方便。市场愈来愈讲求更多方便和直接的服务，现代信息科技发达，应可充分满足这种需要。金融市场已无需实体的空间场地，对金融中介人的需求也日渐减少。利用先进的信息科技，我们也可缩小买入与卖出价的差距；降低买卖、结算及托管费用；实时接通计算机化的户口，以处理存款、债券及各种外币的股票。即使是集资者，也可根据既有的信贷评级及信贷纪录，安坐计算机荧幕前参考不同出价，然后选择最有利的息率筹集资金。

　　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发展方向很自然会面对若干阻力，例如中介人会抗拒“非中介化“，即使这会提高中转资金的效率，使整体经济受惠。不论因为时日久远或科技创新而使既有的制度欠缺灵活性，总难得出令受影响者满意的解决方案，若是当中牵涉立法便更难处理。因此，要做到多层面式接通金融服务这个条件，可能较达到另外3个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需要多一点时间。教育有关人士从公利角度去考虑问题，可能会帮助加快进程。但我相信不论有没有政府或监管当局参与，市场力量自然会推动一切必要的转变。

　　问：看到优势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您在不少场合都提到：香港有由中心转向被边缘化的危机。这个危机的“危”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情况下，香港应怎样应对新的挑战？

　　答：我们首先需要肯定的是，香港现在已经是亚洲区内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香港拥有具国际水平、亚洲区内最先进的多币种的支付、结算及托管系统，提供一个安全、稳妥的环境进行各类金融交易。在市场活动方面，香港股票市场在2006年8月的总市值已超过10万亿港元，以集资额计算，本港的股票市场位列亚洲第一及世界第五，是区内的IPO中心；2005年香港各类基金管理业务涉及的资产总值超过45,000亿港元，亦是区内最庞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之一。

　　要设计一个策略去保持这个领先地位，需要先研究过去成功的原因。内地经济增长迅速，以及对资金融通需求的日益扩大，是过去20年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最显著的因素。我们看到的危机也正在于此，在内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下，香港作为内地与境外的金融中间人地位，是有可能被边缘化的。

　　所以，我们要研究在国家改革开放，信息科技发达和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怎样与时俱进？

　　对这个问题，不同人士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希望香港能成为中国的曼哈顿或亚洲的瑞士，或者建议香港仿效海外金融中心的特色，将各类产品或运作模式搬来香港。我们当然要向其他金融中心虚心学习，但是香港就是香港，在经济、地理、政治、文化上都与其他地方不同，特别面对改革开放下急速发展的内地，香港在金融领域上能发挥的作用和角色，比曼哈顿、伦敦或瑞士都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现在内地在金融制度上仍有多方面的管制。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的竞争力是否只在乎于我们能否复制曼哈顿方式的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或瑞士方式的财富管理安排呢？我觉得标签和口号式的金融发展策略是没太大意义的。

　　邓小平曾经说过，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归根结底，金融中心的功能在于提供一个平台让资金融通活动可以进行，也就是说，将储蓄有效率地转介到投资上，把储蓄资金调动至具生产效用的经济环节上。因此，我认为作为一国两制下的“中国香港”，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我们在内地资金融通过程中的角色，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此，我们要多了解内地的情况，才 能够在服务内地投资者和集资者的功能上，拓展新的商机，互惠双赢。

　　根据我们在香港的观察，内地现时的金融状况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过去10多年来，内地的储蓄率持续增长，目前已经高达14万亿人民币之巨。第二，近年外汇不断流入，这对人民币造成升值压力，也为货币和汇率管理增加了难度。目前，内地的外汇储备已超过万亿美元，国家即将启动外汇管理与投资的改革。长远来说，当然是应该完全开放资本账户，让人民币自由兑换；第三，内地金融市场的改革尚在进行。现时资金融通的效率仍然较低，并过份集中于银行渠道。

　　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要求香港的发展策略与时俱进，以配合我刚提到的内地三个相关的、正在转变的金融状况。

　　一方面香港要强化和继续发展为内地与境外之间的资金融通提供方便、低风险和有效的渠道，把储蓄资金带引到内地满足内地集资者的部份需要，同时也提供投资工具来满足内地储蓄者对境外投资的需求。另一方面，香港有需要积极拓展为内地本身的资金融通，也就是说为内地投资者和集资者的结合，提供一个同样方便，低风险和有效的平台。在信息科技发达的环境下，资金融通的服务，特别是经资本市场的资金融通，是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的。至少，在批发层面的服务是不一定需要在当地提供的。

　　有人对我说，要在香港安排内地本身的资金融通，不是香港要“捞过界”吗？也有人提醒我关于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不应该“越俎代庖”。我对这些看法是不认同的。目前提升内地资金融通的效率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让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可以持续下去。“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也是邓小平讲的。在一国两制之下，我们国家有两个金融体系，用其中一个金融体系的长处去弥补另一个金融体系不足之处，用其中一个金融体系中的有效资金融通平台，去协助另一个体系中的资金融通，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

　　当然，内地的金融制度现在还有很多方面的管制，例如在资本账户下的管制，所以仍然不能充份地利用香港金融体系的长处。香港也未能为内地的资金融通作出充分的贡献。但我个人认为，内地现时的货币金融状况，是进一步开放金融的黄金机会。

　　风险管理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可以建立适当的、可监测的、可调整的、可控性高的渠道，好好利用香港协助内地的资金融通，也同时支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