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华：发现最了不起的一代(2)

　　所以“农家女书社”第一步就是挑选“种子”，她本身要爱看书，有服务意识，在当地妇女中有人缘，有组织能力。挑选好“种子”后，我们会有一个3天的集中培训，书社都是设在“种子”家里，包括一台电脑，没有上网条件的可以选择一台电视加VCD机，1000—2000本书，外加一年的操作费用。操作费用包括付给“种子”的水电房租、活动经费和每年更新20%书的费用，一个书社一年的费用大概在3万元钱左右。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进行统一挂牌，并在当地培训20至30个农村妇女，鼓励她们来读书并协助“种子”管理书社。这样一来书社落地就落得很实在。

　　《财经时报》：这个项目进展如何，经费是如何筹集的？

　　谢丽华：到本月底就有6个“农家女书社”挂牌了，河北4家，北京1家，山西1家。第一笔资金大约10万美元，来自一家跨国公司，但这笔钱建立100个书社还远远不够，目前香港乐施会正在跟进，另外我们的团队也正在和其他的基金会、企业在谈合作。我相信只要我们的项目做得扎实、有效，还是会得到很多有责任心的企业资助。

　　《财经时报》：经费是办书社最难的事情吗？

　　谢丽华：不是。最难的是怕工作没有做扎实，没有实效，基金会、企业看到你的工作确确实实改变了农村妇女的生活，改变了农村的风气，肯定会资助你。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不缺善心，缺的是能把善心凝聚起来的良好机制，缺的是踏踏实实把公益事业做到实处的机构。

　　办书社第一难就是怕没人来看书。读书对农村妇女来说难道真没有用吗？我还是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改变生活。只要给予支持和引导，农村姐妹完全是能够离开麻将桌而捧起书本的。

　　十多年前，我到农村采访，云南一个村子里惟一一个读完高中的农家女告诉我，她自从离开校门后就再也没看过书，一是没时间看，二是没书看，三是看书对成天种地管孩子的妇女来说用不上。当时我的心被刺痛了。

　　《财经时报》：十几年来做的这些项目，哪个是让你费心思最多的？

　　谢丽华：应该是成立“打工妹之家”和创办农家女实用技能学校。1997年我去越南、孟加拉考察，参观了孟加拉的妇女学校，规模其实很小，是由几个知识妇女组织起来的。这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为什么我们不能也搞一个呢？回国后就开始四处找地，基本把北京郊区的地方都跑遍了。但最难的还不是这些，那个时候，对于打工者不是现在“关心农民工”、“维护农民工权益”这样的论调。那时候是叫“盲流”，叫“三无”人员，尤其在过节、开两会的时候，他们是要被收容或者遣返的。在那样的环境中成立打工妹之家是观念上的一个挑战，我们试图让社会理解，打工妹跟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人，是我们的姐妹，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不是盲流。

　　对打工妹进行法律、计算机、英语等培训很困难，因为她们要干活，组织起来非常不容易。基本都在8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活动，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财经时报》：觉得累吗？

　　谢丽华：我做得很快乐，尤其是看到农村姐妹们能自强自立，事业发展生活幸福，我心里就特别痛快。你可以看到她们都是很有能力、很优秀的人，而且怀着感恩的心。有次到敦煌出差，刚到那天晚上，大约11点钟，宾馆门卫敲门，说是有人给我送东西。打开门，两个门卫抱着一束鲜花，提着一个果篮，他们说这是你的学生送来的。条子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阎太英、石婷婷。她们是农家女学校2002年美容美发班的学员，农家女实用技能学校已经培训了五六千人，我不可能记住她们每个人，但是她们却没有忘记可能只见过一两次面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