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华：发现最了不起的一代

　　本报记者 曹玲丽

　　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不缺善心，

　　缺的是能把善心凝聚起来的良好机制，

　　缺的是踏踏实实把公益事业做到实处的机构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分享的经济成果远远少于城市。而在农村，妇女又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底层，谢丽华和她的NGO组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用15年时间，打通了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通用等公司)与中国最贫困农村之间的通道，为农村妇女和打工妹提供条件，使她们自强自立，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为她们的下一代带来新的希望。

　　从1993年创办《农家女百事通》(后改为《农家女》)杂志以来，谢丽华先后在农村妇女中进行扫盲、自杀干预，“培训女村官”等一系列发展项目；1996年创办全国第一个流动妇女的组织“打工妹之家”；1998年创办以扶贫立志为宗旨的“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2001年，独立的NGO组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正式注册成立，从此谢丽华领导的“农家女”走上了专业化NGO之路。

　　56岁的谢丽华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她和她的团队正奔忙于一个新的项目——在全国建立100个农家女书社。

　　记者拜访谢丽华时，她正在向一位来自中国银行山西分行的负责人介绍“农家女书社”项目，关于“农家女”的对话也由此而开始。

　　《财经时报》：建设“农家女书社”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

　　谢丽华：三年前我就听说，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创建农家书屋，当时的规划是第一年要在全国建立10万个书屋，第二年就要达到20万-30万个，最终的目标是村村都要有书屋，然而我们一直企盼了三年，但实际操作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每次到农村去，我都要到已经建成的“农家书屋”看看。如果不打招呼直接去，看到的往往是一把锁；如果打了招呼有人陪同，看到的是窗明屋亮，图书齐整，有的还配备了电脑房，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过一个人来看书。更让人吃惊的是，在一个小康示范村，当我提出要去看书屋时，村干部再三推脱，最后只好如实告知，说来的不是时候，他们的图书被另一个村借走了，因为要应付上边的达标检查。在另一个村，我还看到一个建在路边的书屋，一位农民悄悄告她，书记说了，等上面检查完房子就租出去。

　　这些事情让我感触颇深。去年内蒙古赤峰的读者杨志民来信提出通过民间力量创办“农家女书社”的建议，于是我们就开始做论证和尝试。

　　《财经时报》：“农家女书社”具体如何操作？如何保证能达到预期效果？

　　谢丽华：我们不选择经济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而是要中等偏下的，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做妇女工作这么多年，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农村妇女这个群体非常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经常和她们接触，你会被感动，你会觉得她们比你还棒，她们的身上潜力无穷。我相信每个村子都能找到这么一两个妇女，而这些人就是深入农村的最好合作伙伴，我们称其为“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