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新唐琳等5位嘉宾做客新浪谈财富新观念(5)

    单忠东：创造财富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手段 而非终极目标

　　单忠东：谢谢主持人，我想讲这个活动之前谈一下我的感受吧。

图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单忠东。(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第一，作为一个学者我很关注这方面的讨论，所以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说我们媒体，比如英才或者央视或者新浪，或者我们接触的《当代经理人》，这方面的媒体确实非常关注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我们突出的几个问题，比如上学难、住房难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感到比较欣慰，而且这也确实符合中央一再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我觉得社会动员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长征70周年的时候特别提到，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中国一次新的长征，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大的工程就需要我们全社会各界力量来支持，来身体力行的执行。刚刚李总也讲到他的一些做法，像李总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其他，我个人经常到民营企业做调研，企业界也动起来了，也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一大喜事，这样确实有助于，刚刚我们画的画，不管是两个人沟通、一个人的笑脸，还是我的三个环，这样和谐社会就建立起来了，政府、企业、居住、生产者、消费者、学者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有一个大的气势，大家身体力行做事，李总就做了很多事，捐款、助学、发放

养老金等等，我觉得这都是身体力行的方式，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中国要继续这么想前走的话我们的和谐社会一定会更加好。

　　第二，这种气势和这种身体力行的做法已经很多了，我把这种关心弱势群体也好还是构建和谐社会也好，从大和小不管哪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千万不要走过程，我们媒体和李总刚刚都说做了很多实事，这是非常可取的，刚刚唐琳讲到央视和我们合作搞的社会责任调查的活动这可能是实事，类似的实事有很多，坦率说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包括我们的学者、媒体，有时候容易走过程，走一些形式，这样就不能落到实处。

　　比如帮助落实群体，这个援助也好、帮助也好，不管什么形式可能就要分硬件和软件，硬件比如送很多电脑、盖一所学校，这叫硬件的支持，但是我说还有一种软件的支持，软件的支持是能力的建设，这种能力的建设比硬件的建设恐怕更重要。我去做调研的时候看到很多贫困地区，贵州、云南或者一些偏远的地区，你给他送了200台电脑，最后200台电脑就荒在那儿了，因为没有人教他用。你可能盖了校舍，可能校舍就荒芜了，为什么？没有老师去。所以这种软件的建设，能力的建设，恐怕比硬件的建设来的更为重要。说白了，这个校舍可能不是一个全新的，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破的校舍改进了一下，但是他有很好的老师在那儿教，我相信那里的孩子们毕业以后就会进大学，能力的提高，我们叫科教兴国、和谐发展，一定会对和谐社会有实实在在的贡献。

　　我是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厉以宁是我们的名义院长，我们的老院长就倡导贵州这些偏远地区的教育，我们有很多干部到那里培训、交流，因为有很多干部没有那种意识，很多地方还比较欠缺、比较闭塞，同时我们北大支持新疆石河子大学，我们有很多老师轮流到那里教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都是软件的力量。就是这种软件的支持和建设恐怕比硬件的支持和建设更为重要，这是能力的建设。

　　另外，刚刚李总讲了很多他的想法，涉及到社会责任的建设，我觉得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新财富的观点，央视抓这个话题做很多节目我也感到很高兴，我跟唐琳私下也接触了。什么是新财富的观念呢？这就涉及到具体来说创造财富是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现在很多企业家，刚刚李总也说到了，赚钱不是我的目标，赚钱是一个手段，所以赚大钱、创造财富，这是我们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是人类幸福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

　　我记得到浙江调研碰到我们经常联系的华力集团的汪董，说我们公司已经不把创造最大利润为终极目标，是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手段。碰到方太

厨具的王董也是这样的，碰到九牧王他们的理念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很多企业家观念都在发生变化，把追求利润作为一个手段，并不是说不做，这是很重要的观点。

　　由此来讲我举个例子，比尔盖·茨辞去了总裁的职位，交给别人关系，专心一意的做比尔盖茨基金，他说我过去想送电脑给非洲国家，后来发生他们没用，饭还吃不饱呢，说不如送他一袋米、送他去上学，我觉得发达国家的人能说出一这样的话也是可喜的现象，我觉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做到这样一点。

　　主持人：插个问题。

　　网友：刚刚说到实践行动会不会派您的学生到贫困地区，会呆多长时间呢？

　　单忠东：首先我不能决定这个学生能呆多长，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因为学生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本科生四年计划、研究生两年计划，博士生可能要三年，要完成自己的学业嘛，所以不可能永久的呆下去，能做到的恐怕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些，当然毕业以后我知道有很多学生立志，已经去了，我记不住名字，那是他们有远大的志向，我很钦佩他们，我也感到很高兴。但是作为上学期间去支援，包括我们老师，比如我们作为北大的老师也利用假期去，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贫困地区做讲学，我们自己本身都有自己的工作，比如如果我到那儿呆一年，我的好多课就没有人教了，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角色和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另外也体现了很重要的一点，我在什么地方能够发挥我更大的长处，我们经济学上叫比较优势，有这么一个权衡的问题。

　　网友：问小燕和李总，你们两个都有体会，能不能讲一讲农民工进城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们是怎么面对这种困难的？

　　赵小燕：我是别人带过来的，公司就有宿舍，安排宿舍住，刚开始来头几个月收入几百块钱，刚开始学徒嘛三四百块钱，吃的、住的、用的比较艰苦，都是慢慢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李兴浩：我认为跟他们刚刚说的一样，安居乐业，首先一个农民工到一个地方最起码解决基本生活，我住哪里、住的舒服不舒服、我的人生目标起点是什么，这是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要给他一个非常安稳的环境，同时要看到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容易放下心来，不会有这么多负担的事情。

　　单忠东：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调研的时候碰到的，总的来讲我们这方面进展很大，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是不平衡的，有的企业就做的比较好，有的企业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不让看，我们也知道可能是二十多人的员工挤在七八平米的小屋子里，更不要谈空调了，也许有一台小电视。两方面的差别比较多，我们调研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不平衡的情况，我们也总结出了有十大误区，关于社会责任，或者在社会认识方面有很多的误解。比如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比如捐赠就是履行社会责任，比如创造就业就是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说履行社会责任是大企业的事跟我们小企业没关，为什么说十大误区我们的社会责任，就讲到是大企业的事，说是大企业要做的事我们小企业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几十个人挤在小屋子里，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他们误解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唐琳：前几天郭老师到我们那里聊天，就提到创造财富本身，包括合法的税，都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

　　单忠东：我刚才说画三个圈就讲这个问题，第一个圈是基本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就业，第二个圈是社会经济责任，是对供应商、对贷款的银行、对企业股东负责任，要诚信。另外一个圈是社会的责任，所以社会责任就是说捐赠也好、污染处理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所以有这么几大关系，也就是说从小到大一个外延，随着这个外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怎么变化呢？以前可能就是纯粹企业，随着这种认识的提高可能就变成了企业公民的概念，再往下走进一步发展企业就变成了社会公民，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三个层面的演变。可能有人说你们怎么对企业要求这么高啊？但是我就想说了，到全球化发展、经济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企业确实脱离不开这些方方面面的社会经济关系，已经不是孤立的。刚刚我又说到员工的权益和条件方面，说句实话，到国外的企业，比如麦肯锡的研究，发现企业在做社会责任捐赠也好，特别是员工福利各方面做好的时候，跟企业的业绩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不管是麦肯锡，微软自己也做，我们也做，长期来讲是正相关，当他做好福利、社会责任的时候长期来看对发展是有利的。

　　我知道有的企业比较小，可能就不愿意花钱把宿舍改善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钱占赚钱比重是不大的，稍微改善改善，增加几个点风扇和几台电视，这样相对改善的情况下员工迸发的积极性和小燕这样的主人翁的感觉，一定为老板创造更多的价值。有很多老板看到了做到了，有很多老板就没有做到。

　　再举个例子，比如汽车，符合标准人家就愿意买啊，这些东西都说明了企业如果在这方面做好的话，实际上对企业产品的销售和发展是有长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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