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盛洪做客新浪聊天实录

　　

《新青年·权衡》杂志主编盛洪。(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盛洪做客新浪聊天视频

    1月4日下午，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新青年·权衡》主编盛洪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进行交流。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做这次新浪聊天的嘉宾主持人，有幸请到著 名经济学家，《新青年·权衡》杂志的主编盛洪先生来跟广大网友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希望广大网友能够踊跃提问，大家进行深入的交流。

　　盛洪先生的简历和一些成就，大家基本上耳熟能详了，也不做过多的介绍，下面直奔主题，我来提一些问题，请盛洪先生来做解答，我们大家来交流一下。盛老师您的主张可以概括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学术上讲究宽容，请你给网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大概是什么意思？

　　盛洪：这是比较全面的概括，应该讲经济自由主义比较清楚，有一些非常成熟的表述，比如说我们主张市场经济，主张小政府，主张尽可能给人们经济自由，如果是市场能做的事情，企业能做的事情，不要让政府来做，这就是最简单的解释。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应该说传统价值的一种诊视，传统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其中包含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果把传统完全抛弃掉，我们就抛弃掉了人类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原则，我们要对

传统文化有诊视的态度，还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有一点偏差的，倾向的一种纠正，这种基本上是传统的虚无主义，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各个文明都在保留和复兴自己古老的传统，只有中华文化，我们基本上抛弃掉了这样的文化态度，现在持有的态度是比较恰当的。

　　文化的宽容不用说了，无论你认为自己正确不正确，最重要的是宽容，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并不能够全知全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同时要想别人的主张也是对的，要有宽容的态度。

　　主持人：我理解这几个主义，是不是这就是能构成您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呢？

　　盛洪：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概括。

　　主持人：在对应问题的时候，您的价值观有所体现，比如说在文化上保守主义，我看到一个重建儒教协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盛洪：我跟蒋庆有过讨论，我还是有一些倾向，但是我跟他是有区别的，儒学传统之所以比较珍重，是不采取怡神教的宗教形式，像犹太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有它的优势，它只崇拜唯一的神，同时它有非常成熟的教义，能够起到某种所谓文化整合的作用，而且有很强的超越性，比如说像耶稣这样的人，像穆罕穆德这样的人，所覆盖的人群宗教精神比较强，有一种超越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不完全局限于现实的生和死，利和害。这是它的优点。怡神教的缺点是很排它，可能互不相容，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教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很残酷的，像基督教，采取了比较残酷的手段来迫害异教徒，我们也能看到，直到今天，伊斯兰教、基督教存在着很激烈的冲突。

　　它的好处可以借鉴这些宗教的形式，这些宗教的形式有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通过一种运作筹集到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这个宗教的发展，基督教有它的教堂和人员，有它的组织和筹资方式，

罗马教徒是向所有的基督徒去征税，现在这个税被废除了，基督教徒每次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在做礼拜的人群中转，我非常理解蒋先生的主张，如果没有新的商业模式，儒家很难复兴，任何一个实在的宗教都有一种形式去筹集资源，儒家是没有的，这些不是提高了儒家传统，而是偏低了儒家传统，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中国文化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冲突，这个结果反而是不利的。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深入浅出给我们做了分析。盛老师办了一本刊物叫《新青年·权衡》，我想办刊物都是思想家的梦想，给网友说一下，这个刊物体现了什么样的定位和价值观，给什么样的人看的，刊物大概都有哪些内容？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盛洪：作为一个学者，一直有一种想法，不是写文章，那种生涩难懂的专业性文章，只是在很小的圈子里面传阅，经济学家要对社会做出奉献，要求他写文章不仅是专业性的文章，还要写用通俗语言表达的非专业的文章，才能尽他的责任。马歇尔说过我写书是让商人能读懂，我是坚信这一点的，我们办刊物，不仅要办学术性的杂志，而且要办一些非专业化的刊物，主要给非专业性的人士来看，这些人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他能看懂这里面的道理，这个刊物的定位是给我们的企业的中高层，大学里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看的，当然还有给所有的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来看的。

　　我们在设计《新青年·权衡》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定位的，我觉得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财经，另外一个方面是国际，这两个方面，我们还有一个侧重，就是说作为一个学家，我们的优势只是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我们并不是记者，我们在挖掘新闻上是没有优势的，这两个方面，再加两个字，叫评论，财经评论和国际评论，这种定位应该说在我们社会中的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很多，我们一年经历了很多事件，这些事件瞬间就过去了，大家会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大家可能非常的激动，可能非常的群情激扬来对待突发的事件，我们很少静下来思考，我们很少停下来对一些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挖掘这些事件背后的制度原因，来思考怎么面对这样的事件，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评论在于分析和研究，在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学者，用经济学家的分析眼光穿透现象，揭示现象背后的基本论路和基本趋势，这就是我们的定位。

　　当然这个定位将来还要在和读者的互动中逐渐的成熟，当然财经应该是侧重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对我国经济或者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基本的趋势经过一种分析、揭示和讨论，这样一个方面，我们叫做大势，大势所趋的大势。另一方面是产业，我们关注的重点的产业，比如像汽车产业、房地产业、金融业、IT业，应该说我国现在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同时很关注一些新兴的产业，一些在现在这样一种信息技术的背景下涌现出的新兴的产业，他们可能运用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自己的产业。我国的产业从着重生产物质的产业，逐渐走向生产精神产品的产业。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

　　刚才讲到国际，应该说中国逐渐的从小国走向大国，虽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个大国，关键在于这样一个背景后面，中国人的心态变成了小国心态。但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20多年的发展，使得中国今天应该说在经济上也是一个大国，那么按照购买力评价这样一个衡量，实际上，中国现在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但是，中国人还很难在短时间内从小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所以，中国人在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应该说往往是缺少大国的眼光和战略，也缺少大国的心态。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来对国际问题进行评价，当然我们背后有大量的学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也有像我们的其他的这样一些各个领域的、顶尖的学家，他来讨论相关的国际问题。应该说国际问题一方面就是非常复杂，一方面很容易情绪化，所以我们想给出一些有关国际事务的一些分析，能够冷静去分析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提出比较恰当的应对办法，比如说，像日本问题，就比较明显，因为日本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如何对待日本，又是非常情绪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只是比较简单地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后可能被情绪所替代，没有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到底起于何种原因，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去对付它，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个杂志需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听您的介绍我觉得这本杂志是非常高端的杂志，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选题的标准，同时要有非常高水平的作者群，同时还要跟读者群有相互的认可，听说《新青年·权衡》请到了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做编委。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编委的情况，以及这些编委对你做这本刊物有什么帮助，是不是只挂一个名，当你的价值观和编委的观点有冲突的时候，会不会采用编委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盛洪：我们搞编委是为了弥补我们的不足，任何搞刊物的人都知道，他会对问题有理解，对一些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凡人，应该说他的眼光有限，能力有限，他可能能做出几期比较好的刊物来，但是不可能永远做出好刊物来，因为他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搞编委会是出于一个真诚的目的，使我们编委会实际发挥作用，首先是在选题上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

　　应该说如果人多的话，它的输入就非常广泛，能够提出非常好的建议，实际上我们在去年12月22日开过第一次编委会，这个编委会卓有成效，我们很多编委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编委里头，应该说比较大的一个比例是经济学家，那么这些经济学家，我觉得都是我国顶尖的一些经济学家，像吴敬琏老师、樊刚、张维迎、王建、汪丁丁等等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我们还请到了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比如像王逸舟先生、朱峰先生，等等，还请到王焱等等一些社会学家，法学家来作为我们的编委，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委的结构，当然还有一些我没有说全。有这样好的结构，我相信首先在选题上给我们帮助，无庸讳言，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作者。我们当然期待我们编委写出很好的文章来，这样一个想法，应该说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将来，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刊物做得好，他们会看中我们的刊物，来支持我们的刊物，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文章。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从您刚才的回答来看，我觉得《新青年·权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而且又有一群非常优秀的作者，这是刊物成功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或者说一个有利的条件。您觉得现在可能是在网友或者是公众心目中都在说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在丧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这个时候，您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这个时候您办这样的一个刊物，是不是觉得有点冒险，或者说有一些其他不利的因素？

　　盛洪 ： 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议论非常之多，我觉得这是大家对经济学家有很高的期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期望可能是过高了，因为经济学家一直在警告自己，他自己其实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实际上，他们所能起的作用非常小，他们当然要努力地去研究，他们来提出一些政策的建议，其实，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建议还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建议，政府不要轻易来做出什么样的对经济的干预，这样建议的结果使得经济学家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他的建议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建议，经济自由主义是说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学家也不要干预，是这样一个背景。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上有一些对经济学家的讨论和评论，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大家对经济学家给予了过高的期待，这种过高的期待本身是需要调整的，经济学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所以大家也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大家也不要对经济学家有过高的评价，那是不对的。大家在讨论经济学家的时候，尤其是说有多少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时候，经济学家是个褒义词，实际上，大家寄托了太多的感情，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必要，经济学家就是一个职业，是一种从事学科的研究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我本身就是一种很谦恭的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想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所以我们做这个刊物也是这样一种含义，并不是大家来看，我们来说什么真理，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想通过提出问题跟大家共同讨论来推动对我们经济问题、国际问题的理解，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个定位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地方。

　　主持人：刚才说了一些经济学家，我想起来有一本刊物叫《经济学家》，据您的介绍，您创办的《新青年·权衡》好像和《经济学家》有一些相似，您是不是有意办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是中国的经济学人这样的刊物？

　　盛洪：英国出版的我们翻译一般叫《经济学人》，或者是《经济学家》，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经济类刊物，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我认为它是第一流的财经刊物，在全世界来看，我还是比较欣赏这个刊物，虽然我对这个刊物有过批评，我曾经写过文章批评过它，但是我仍然肯定它的优点，所以，我在办这个《新青年·权衡》的时候，脑子里确实有这样一个参考器，就是这个《经济学人》，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基本结构跟它也非常类似，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了这样一种定位，英国的《经济学人》的基本定位也是财经和国际。因为，它有关国际的一些评论，企事业相当的经典，以至很多美国青年在看这本杂志，据说要进美国国务院的青年人要看这个杂志，它不仅在财经上优秀，而且在国际上也非常经典。所谓的经典，为什么不说优秀，是因为它有它的倾向性，我并不是很赞同的，他有一种很中心的视角，应该说是正常的，就是英国人办的杂志，但是我们不见得要同意这个视角，我们的刊物是以它为参照器的，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视角跟它有非常大的区别，也可能是下意识的这样安排，如果将来我们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的话，很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不同刊物的一种国际对话。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我刚才注意到您说这本《新青年·权衡》的时候，您说到它的读者可能是决策者，这个决策者可能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也可能是企业机构里面的决策者，您觉得现在有很多财经类的杂志和国际类的杂志，财经类的包括经理世界，还有怎样制定企业管理等等，您觉得您的这本刊物跟它们有什么区别？这个很重要，决定一个刊物能不能办下去。

　　盛洪：我们的区别是，因为有很多刊物面对的是企业的决策者，或者是政府的决策者，但是他们的刊物可能定位的更为的直接，更为贴近问题，那么它想告诉决策者，你要怎样决策，你如何去决策，我们这样一个《新青年·权衡》，我觉得有一个区别就在于我们是启发决策，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讨论问题，我们在梳理问题，我们在提供思路，我们在提出问题，我们在讲某些趋势，我们在分析某种机理，我们来给出总的判断，我们甚至是给出一种意识。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直接来帮助你制定战略的，但是它启发战略。我相信，真正能够做战略的人，绝不是人家手把手教做战略的人，而是天生有悟性的人，这些有悟性的人不需要手把手的教，是需要启发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刊物给出是这样一些启发，看了以后，可能会产生一种对自己政府部门也好，企业部门也好，战略这样一些联想，有助于最后形成它的战略，这样一种战略可能是一种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结果，而不是给出它的一些现成答案，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刊物的它的神奇之处。

　　主持人：是不是您的意思是读者看了《新青年·权衡》更大的收获能够提高他的思想能力，提高判断能力，或者说提高他的其他一些基础上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直接的具体的策略方面的？

　　盛洪：我觉得看任何东西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尽力提供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好的问题，好的判断，好的思路，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描述、评述、讨论，我们并不是抽象地谈思路谈问题，我们就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结果是什么，我是不清楚的，不同的人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内容，得到不同的收获和启发，当然其中包括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些角度，就是实际上我们也肯定包含了有关对问题的思路，它的分析方法，它的视角，它提问题这样一种侧重，那么这些可能会对人是有启发的，人们读了它，它就确实能不仅是就事论事，而且是一种基本的知识增长，再进一步说，就是分析问题，方法的改进。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刚才您提到好几个词，就是判断，我看到《新青年·权衡》试刊号有您的文章，试国效应，中国还有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吗？在文章中您认为中国仍然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是是您的判断，您为什么能做出这种乐观的判断呢？给我们网友说一下这个判断的原因？

　　盛洪：这个判断应该说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后，有关贸易理论的研究，有一些新的进展，出现新的理论，叫做新贸易理论，这个理论其实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只是假设了过去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不变的东西，为变化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叫做规模效益，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假设规模效益不变，也就是说随着规模的增大，没有任何的节约，但是深贸易理论假定规模效益递增，规模增大，效益增加，我们经济讲，规模经济器，随着规模的增大，平均成本会下降，会带来成本的节约，其实它就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得出的结论就很简单，假定其他的情况都一样，一旦开放市场，原来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后来开放了市场，较大国家比较小国家有利，原因很简单，较大国家有较大市场，较大市场会有较大需求，较大需求会造就较大的企业规模，也会造就较大的产业规模，既然规模效益递增，自然是较大国家会有优势，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很有道理的，能解释很多传统贸易。我们解释的道理，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你会发现中国是最大国家，有最大市场，这是以非常简单的逻辑作为基础，但是确实是真真实实的，最大国家现在没有问题，有13亿人口，为什么是最大市场呢？有很多国家，虽然人口不如中国，但是市场比中国大，比如说美国。关键在于很多产品，销售数量不是以人均收入为基础的，比如说你有很多钱，不会买十个电视摆在家里面，只是根据你的情况去买一个电视，或者是两个电视，在人均收入比较低，人口多的情况下，就是最大国家的最大市场。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消息，中国的手机用户达到3.8亿之多，这个数字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美国人再有钱不会买这么多手机，这就是最大市场的含义，既然是最大国家，最大市场，就有规模经济，就有规模效益，就会养育和滋润巨大企业，国际性的企业，由于产业巨大，很多中间产品，零部件，还有工人，首领工人，规模就大，成本相对就比较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这个方面就是优势，这个优势被世界历史所证明。

　　实际上除了近代以来，西方率先走入了工业化时代这样一段历史不说，应该说秦汉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在世界上都是最大规模经济的。英国有一个经济史学家叫迈迪森，这个人专门研究或者说专门复原历史上的GDP，他有一本书叫《世界经济千年史》，其中你可以看到，里头的一些数字，自从公元元年到应该是至少到1870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经济国，这是他研究的结果，历史也在证明，一个巨大规模的社会，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规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好处，使它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我觉得经济高速增长，其中含义就是老百姓得到满足感，现在有很多说法，钱赚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不见得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那么快，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怎么能把经济增长变成老百姓心中的幸福感？

　　盛洪：从GDP来讲，当然这个增长不见得变成所有人的增长，应该说存在一些收入分配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利益集团，那么这些利益集团有非常强的实力，影响着这个利润分配的规则和格局，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经济增长了，财富增长了，但是利润集团截取了更大的部分，给一般老百姓留下的较小的部分，甚至还剥夺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像我们的农民，尤其是近几年发生的情况，应该说城市边缘的一些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征用，用作城市建设，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他们获得的赔偿是非常低的，应该说这个赔偿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命，当然了由于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有些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勾结起来，以非常低的补偿来获得他们的土地，使得他们陷于破产和贫困。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处于政治上的优势，利用自己手中的政府资源和政治强力去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近年来我听到过很多起这样的例子，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抑制那些利益集团的发展，要抑制强势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在各种各样的资源，获得更优势的地位。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也要讲一讲，实际上很多老百姓逐渐富裕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小康水准以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说，随着财富的过了这个转折点，随着财富继续增长，那么人们所从财富增长中所获得的效用在递减，这是应该说很多人都能从直接的经验中感受到，那么你买了房子，买了车，然后你再挣些钱你不觉得对你幸福感，或者说你的快乐增加多少，这是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上是效用在递减。这个时候，其实人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应该加倍地去获得物质财富，以使自己的满足感能够保持原来的增长水平。另外一种是人们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兴趣注意力转向精神上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当然我想后面这种选择是更为健康，更为恰当的这样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为什么很多人，他不去选择享受更多的精神产品，被加倍的攫取物质财富呢？关键是在于这个社会为他提供没提供相应的精神产品，那么这个含义是说，这个社会应该从仅仅的去生产物质财富，或者说只生产物质走向精神繁荣，如果这个社会大家只知道享受物质财富，不重视文化发展，这个社会前进的方向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更加的侧重于享受物质财富，而没有这个文化精神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要发展它的文化，要发展它的精神产品，要走向文化繁荣。但是这样一个趋向不是简单说一说就能达到，应该说有非常多的一些条件，需要我们这个社会进行努力。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直播的时间到了，请盛老师最后对新浪的网友，或者说对将来的《新青年·权衡》的读者简单说两句话，来结束这次聊天。

　　盛洪：我是希望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产品，能够为我们的读者提供这些思想的资源，能够来帮助启发他们这样一种战略思考，那么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些读者和网友，能和我们进行良性的互动，能够帮助我们这样一个新生的精神产品更健康地发展。

　　主持人：谢谢盛老师。谢谢各位网友。

　　本次聊天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