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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柳传志于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雷达系统专业，文革之前之后，他都在中科院任研究员，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直到1984年初，40岁的柳传志得到了创业的机会。
当时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典型方式有三种：靠批文、靠平价外汇、靠走私。虽然柳传
志今天回顾起来也表示他是“做一步总结一步”，但从最初他就想做点大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在整个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心遵循市场规矩创业的联想必须创造一种突破传统的企业文化。一向尊崇常识的柳传志将其核心归结为两点：求实和诚信。对外，企业间要讲诚信，对内，则要避免“做违心事，说虚话、空话、套话”。
后来写就《联想为什么？》的作者陈惠湘刚进入联想时，恰逢北京展览馆有个产业博览会，任公关部经理的陈每天都回来报喜说签了多少大单子。柳传志感觉数字太大，不太可能，第二天就自己去考察，发现陈所谓签下的单子里，多数只是意向。后来柳在公司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陈，对方很奇怪：为什么在其他企业都是好事，到联想就变成不好的事了呢？
正是依靠着此种“反传统智慧”的努力，联想成长迅速。当日后哈佛商学院将联想写入商业案例时，他们认为这端赖于柳为联想塑造了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但柳对此并不认同。他喜欢将塑造企业比喻为盖房子：屋顶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围墙是管理能力，地基是体制文化。相比西方成熟的商业环境，一些企业治理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则需要从头树立，这才是联想的最大成就。
和外国公司相比，联想在“房顶上是有差距的，但底下的层面差距不大，甚至比他们做得好”，柳传志认为。早年他给外国公司做销售，有过深切体验，比如在销售中，如果有人利用此机会贪污，联想会十分果断的将对方抓出来。而正是因为柳对企业文化的刻意塑造，至今联想内部没有明显的帮派之分，这也成为此次收购IBM的PC业务后，杨元庆为首的中国团队能够让出管理权的关键。
1997年联想集团整合香港联想时，柳将自己的企业理念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机制体制，另一个是管理理念。后者由“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三要素组成：建班子是基础的基础，其关键是企业内不能分帮结派；定战略必须适合执行，而带队伍则是企业文化的扎实。“不管正确与否，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套理念，没有理念发展就困难了。”
如果说管理理念层面体现了柳传志的韬略，那么联想能够成功改制更多依赖于其领导人处事的圆通——柳自己将其称为“妥协性”。
联想的改制筹划从1980年代末开始，但直到1993年才正式对中科院提出请求，所要求者，并非一步到位的股权，而是分红权，且只要35%。得到许可后，一直到1999年，联想看到政府对中关村企业改制日渐重视，才再度提出希望将分红权变为股权。又直到2年之后，才终于获得购买的机会。十年帷幄，堪称其“拐大弯”思路的最佳体现。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当时提出改制的企业并不止联想一家，中央高层基曾派审计公司到各家企业内仔细查上三个月的账，最终得到改制审批的只剩下联想一家。“这证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干净的企业。”
经过国家指定的审计单位的估值，按净资产计，打7折后，35%股权价值3个多亿。购买股权的费用，正是积累7年的分红：分红权没有使用，因为税务的问题未能解决，只能先将利润记下来，恰好够用。
“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很大的忍耐，要看得很透彻。今天虽然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得太好，但是我们走了一步至少是说明这件事是能做好的。”柳传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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