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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企业要做好需要改制，外国的企业来中国想要做好，也需要改制？
高群耀：你说得很对。Kare明白这一点，有很多的外国公司老总还不明白。当公司在中国的运作越来越大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目标，当一个企业在中国有若干运作的时候，如何管理这些运作？Kare在这一点上也做得非常好，对中国的考核她看总体，看中国的存在
给公司带来的整体的收益。她提出了One face to China，在中国实行统一管理，这支队伍的总裁能代表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如果不这样的话，势必出现各种相对于管理体系来说的独立机构。这样就容易在人事上，在是不是统一的福利体系、出差是不是统一规格、发奖金是不是一样等等问题上出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攀比。
主持人：Kare或者Autodesk还有什么地方的做法与其他公司不一样，但对你们的工作确实有利？
高群耀：应该有很多，只给你举个例子。去年我们在总部做了一个“中国介绍日”，那天总部大楼张灯结彩完全是中国式的装饰，我们这些人全穿着唐装，kare本人和公司从上往下80多个主管全都到场听了一上午有关中国的业务、机遇、挑战的汇报。中午，整个公司上千员工都吃中国餐。下午分组讨论各种各样有关中国的事务。这样的“介绍日”我在中国也做过一次，一般的公司都会遇到有很多部门的主管到中国来的问题，他们的高级主管也许要用很多时间去接待、去介绍。我们非常欢迎我的国外同事到中国来，但我们不是旅行社，如果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接待工作上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限制时间，规定了两天是“中国介绍日”，我可以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下，给他们一个总体的介绍。我给你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沟通是非常高效的。再比如，有的公司从总部派来一个主管，这个主管可能连“中国”都拼不出来，却要管理上千中国员工，这是一种什么状态？还有另外一些公司，因为要全球标准化，所以一进来就把中国标准化。这应不应该呢？应该。但是强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到半年就几乎崩溃。
软件产业，商业模式最重要
主持人：中国软件产业现在的发展并不是太理想，你认为有什么症结？
高群耀：中国软件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间争夺做好的有限空间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共同来把中国的软件产业做大。我们把软件产业做大，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外企，而目前的状况是，做软件产业的外企虽然很多，但人们又把外企集中在几家公司身上而把整个外企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结果就是使得民族企业和外企之间产生一种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极大地限制了把软件产业做大，受害的是整个产业。
主持人：你认为把软件产业做大的价值在哪里？
高群耀：大家之所以对软件产业如此关注的原因是什么？是软件产业的产值大吗？不是！即使国外软件产业做得好的国家，软件在GDP中占比重也不很大。整个软件产业的核心价值有两个：第一，软件产业对它所服务的产业贡献巨大，而这个产业规模庞大。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低消耗、高效率、无污染、新型化的工业，而要做到新型化工业，就必须做到新型信息化，而信息化的核心就是软件。所以，我们要把能否用信息化来带动新型的工业化，作为我们产业是否成功的标准。第二，软件产业能够塑造一批有极强竞争能力的中国人，而今天人才是一个瓶颈。
主持人：尽管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得不尽人意，这个市场对外企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高群耀：中国是一个受关注而且有特别机会的市场。比如说一个很大的决策要做实验，外企不会把它拿到美国市场做实验，但是在中国有机会。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营业额还没有大到足以影响整体营业额的分量；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是跳跃性的，而软件产业更明显，软件产业从发生到今天，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产业。微软和Autodesk是最早的软件企业，现在也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
主持人：那么，对于这个年轻的软件产业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高群耀：商业模式很重要，怎么把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当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卖给别人，逐渐地把软件产业的无形资产有形化？这个变革带来的变化，使我们不停地尝试新的商业模式，使这个产业能够健康而且高速地持续发展。
主持人：与制造业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高群耀：制造业有一个很明显的后发优势。制造业是通过闯来闯去才建立了一个相对固定成功的模式，后来的就不用再走以前的弯路，后发优势非常明显。对于软件产业来说，后发优势就相对差一点儿。因为前面的也还在游动，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企业做得好，它在整个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就可能与世界同步，甚至在某些领域里面跑在前边。这个特点在软件产业，特别是在Autodesk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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