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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楼市发展的支点之二：土地权利束所对应的利益清晰化
中国楼市被评为风险最高的楼市，因为只是明确了70年的使用权，70年后的问题则没有被提上议程。新近由赵晓等发起的土地私有化讨论，可能意味深远。土地与其他资产不一样，集结了一系列的权利束，重要的不是冠之以私有还是公有，而是权利束之间对应的利益如何体现。中国人有极大的耐心可以把70年后的问题留给后代，时间会解决一些不确定性的
纷扰。当下最紧要的还是关注由于产权模糊所形成的中国楼市黑洞。农民土地产权模糊、城市居民居住使用权与所有权模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产权边界模糊，可能构成日后不稳定的根源。
首先，在农民权益方面的含混。2005年发生在河北定州的土地血案，凸现了土地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紧迫性。以掠夺为特征的土地征用，带来农民的消极抵抗。而这种消极抵抗是通过土地的私下里出租实现的。一大批开发商可以通过农民获得土地，只不过办不了产权证。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外地人才在北京高档市场上买房，真正的北京当地人更倾向于自己去找地建房，宁愿不要名义上的产权，也要最大限度地享受土地增值的利益。这种趋势，在小城镇就更是普遍。因为此种方式到底滥用开发了多少土地，当是一不小的数字。在政府与农民互不成为谈判对象的博弈中，真正的输家是中国人。
其次，城市居民的居住使用权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对现有城市居民的粗暴态度和案例比比皆是。政府和开发商，把现有土地拆平了重新开发，获得巨大的级差地租收益，而享有居住权的市民则所得甚少。这是各地拆迁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提出城市土地的级差收益，该有怎样的分享体制的课题。城市土地权益的透明化，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再次，中央与城市政府的权益界定模糊。中国权力结构的实际变化是，城市政府成了最具实体权利的机构。从国家经营企业，到城市政府经营企业。中央政府掌握着干部任免和监察督导大权，可以给不听话的地方官“政治问题经济解决”，或是反过来“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这种混乱的局面，常常带来很大的制度性不经济。而且，地方政府也分层级，每一个层级都有他们实现话语权的形式和渠道。深圳市做过调查，违规建筑占全市建筑总量的30%以上，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法拆，因为那是区和镇政府的面子和创收工程。市政府还不能不借助他们的执行力量，也就不得不承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权益。
看来，城市土地权利束以及所对应的权益的透明化，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问题。如何创新地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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