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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楼市发展的支点之一：完善基本居住需求的保障机制
1988～1992年我曾被聘为世界银行中国住房贷款项目的顾问，参与了世界银行对中国住房改革研究的全过程。我们当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国传统住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住房单位福利供给体制。彻底的改革，必须切断居民住房跟单位之间的脐带，而又能设计出一种体制保障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费需求，同时又能把住房资产化的需求交给市场。后来，在世
界银行的方案中，提出了中国住房改革的总体战略：成立城市公屋租赁公司。城市公屋租赁公司的住房，都要有一定的标准设计限制，还要有入住者的条件限制。当时我们调查了日本的公屋，基本面积也就是在40平方米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公屋标准，竟然是令人惊讶的18平方米。入住公屋的居民，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一旦居民认为自己的收入已经可以有更大面积和更好的住房服务了，可以搬出公屋，自己到市场上去购置住房资产或是租赁高标准住房。只有解决好基本住房服务的保障这一块，才能留下市场空间，给真正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提供市场化的住宅。为着建设这样的主体，世界银行还在上海、烟台两城市确定了10亿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项目。
可是，世行方案的意义并没有被恰当的评估。一种不合时宜的鼓励“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左右了大局。从中国长远的发展需要出发，抑制超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住房需求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大思维。为此，首先要保障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这是中国楼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不能发生医改的惨剧：没有钱就不能做手术，病人只能病死医院。城市政府可以保障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费，但是不能让没钱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住房。而政府一旦偏离自己的职责，就会向着另外一个极端发展。以至于在楼市价格扶摇直上的这些年，“住房保障”这个词都曾一度在政府的词典里消失了。
从全球视野看，工业化国家对住房市场都采取了高度的国家干预政策，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住房问题的。经济适用房是这些年比较热的一个话题。而执行下来的格局是，建筑标准越来越高，面积越来越大，成了特权的寻租的代名词，在一些城市有一个人买20套以上的经济适用房的现象，成为腐败的另一个出口。住房体制从总体上看，住房实物分配的货币化是一种进步。但是廉价公屋的货币化，则是一种名义上的进步而实质上的退步。这是从概念化的理论出发，完全无视一国楼市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保障体制所致。把廉价公屋货币化了，这就改变了这类公屋的性质，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并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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