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敦煌》：一次跨越时空的凝视

孙志军

初建于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经历了一千年的发展，成为世界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使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近一百年以来，莫高窟历经沧桑，由于史料的欠缺，人们尚且无法完整地了解这段巨变的过程。

不同时代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无疑是最直观的材料。随着许多20世纪上半叶拍摄的照片不断公诸于世，敦煌研究院网络中心主任孙志军将这些生动的资料进行梳理，并用今天的照片进行对比，编著《世纪敦煌》，为读者清晰地勾勒出洞窟内外的变化及其丰厚的价值，助力当下“敦煌学”的研究。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敦煌研究院 孙志军 编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为中国国家地理图书提供 

经中国国家地理图书授权，摘录书中关于莫高窟摄影开端的梳理部分。

书影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率领着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队，经罗布泊前往敦煌。他最初的目的是到敦煌考查古迹，但在敦煌进行了短暂的考查后，他就明确了此行的目标——考察敦煌的古代长城遗址，考察莫高窟，搜集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驻留莫高窟期间，他利用了三清宫住持、道士王圆的无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购了藏经洞出土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的珍贵文物、文献。

敦煌莫高窟外观，斯坦因1907年5月拍摄。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可以说，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但同样也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快门声第一次在洞窟内响起。他拍摄了大量的莫高窟外景和洞窟内壁画的照片。根据国际敦煌项目 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目前公布的斯坦因摄影档案统计，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共拍摄照片134幅，其中有关莫高窟的照片有46幅。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附近的洞窟群，斯坦因摄，1907年5月27日。照片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斯坦因在完成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新疆、甘肃的考察后，于1912年出版了两卷 本中亚考察记《契丹沙漠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书中的340余幅照片，有64幅拍摄于敦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布于世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其历史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斯坦因的想象——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批照片是有关莫高窟 外观、洞窟本体，以及当时人物存在的唯一影像记录。

1921年，斯坦因出版了《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细报告》(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书中有关敦煌的照片多达226幅，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汉代长城遗址，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出土的经卷、绢画、 刺绣、剪纸，以及敦煌的自然环境，其中20幅绢画、刺绣等艺术品更以彩色印刷的技术，使读者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有直观的色彩感受。

由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成功，斯坦因计划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重点考察新疆 的吐鲁番、哈密、天山北麓地区以及罗布荒漠，后来又将计划延伸至内蒙古额济纳 的哈拉浩特(黑城)遗址。1914年3月16日，斯坦因再次从米兰来到了敦煌，随即开始考察敦煌西部的汉长城。4月2日，他再次造访莫高窟并滞留了一周的时间。1928年，斯坦因出版了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报告《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书中有40幅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内容涉及敦煌 汉长城、敦煌县城、莫高窟，以及敦煌周边的自然环境。

这张莫高窟第4窟的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的洞窟里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时间为1907年5月22日下午3点，曝光时间5分钟。照片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斯坦因在印度旁遮普大学任注册官时，曾师从梅约艺术学院院长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学习摄影，又曾受聘在印度考古调查局从事考古调查。这样的经历，使得斯坦因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信息量大、影像质量上乘。他的很多照片都纳入了人物作为比例参照，让人们对他所拍摄的遗址有了较为直观和准确的体积感。

敦煌莫高窟第432窟附近的洞窟群，斯坦因摄，1907年5月31日。照片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广泛流传的藏经洞门外堆满了手稿的照片，由于斯坦因的失误造成原底片二次曝光，最后不得不将藏经洞外观的照片中添加了几堆手稿。 斯坦因拍摄的王圆的照片，也是让后人一睹这位道士真容的绝版作品。

道士王圆，斯坦因摄，1907年6月11日

1908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他的团员们也来到了莫高窟。先期抵达的探险团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按照莫高窟的大片纵切面完成了对洞窟的编号。测绘师路易•瓦扬( Louis Vaillant)则绘制了石窟分布平面草图。夏尔 • 努埃特在短暂的时间里，以迅速而又锐利的目光，几乎同时抓住了莫高窟中所有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努埃特拍摄的法国探险队在莫高窟考察洞窟，1908年

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了大量的黑白胶片，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还在莫高窟冲洗底片并洗印出了部分照片。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伯希和还写道: “我们已经对该窟的壁画拍摄了某些照片，但努埃特最终以水彩画法对它们作了染色，以至于它们对我们具有了一种原始文献的价值......我们于此还选出了其他照片，但努埃特都为它们加上了彩色，我保存着它们。”

1908年，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在藏经洞里挑选经卷，努埃特拍了三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 场面，这是其中的一幅。伯希和的语言优势给挑选经卷带来极大帮助

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在1914-1924年，花了10年时间，出版了6卷本的《敦煌石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这是第一部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图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其内容包括莫高窟108个洞窟和外景的399幅照片。通篇采用素质一流的12英寸大照片，使它成为早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的图像依据，是当时国际敦煌学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到了今日甚至显得越发深远。

如果将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拍摄的照片和后来者拍摄的照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莫高窟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继续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努埃特于1908年拍摄的一些壁画在今天已有明显变化，例如这幅照片左侧的两位人物的面部现在已损毁。

正如1924年1月22日，华尔纳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的当天，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两年前曾经有400名俄国囚俘在这里住过6个月，他们对壁画进行了大量的、无可弥补的破坏， 现在再也拍不到当年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能够拍摄到的那些照片了......”

1910年至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亚洲腹地探险活动。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日本学者，也因此在敦煌和新疆多地对佛教遗迹进行考察和发掘。1911年10月5日，对昔日佛教圣地心怀向往的吉川小一郎来到了莫高窟。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莫高窟的拍摄没有系统性，像是游客一般，从北到南洞里洞外拍了21幅照片，这些照片现在保存于日本龙谷大学。由于数量少且影像素质欠佳，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影响甚微。1937 年，日本有光社出版了两卷本《新西域记》，首次将大谷光瑞探险队所得到的资料和文物公诸于众，下卷中有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拍摄的洞窟、经卷照片29幅。

日本有光社《新西域记》paihaoshu.com图

1914年5月，俄国新疆考察队成立，团长为奥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成员有画家兼摄影师杜丁(S.M.Dudin)，地形测绘师斯米尔诺夫，民族学家龙贝格以及艺术家贝肯伯格，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莫高窟。因为对这次考察谋划已久，加上经费充裕而且人员搭配合理，此次考察的目的显得很宏大——对莫高窟的古代艺术遗存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并对其进行编目和考订。考察队在出发之前， 就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包括绘制莫高窟总立面图、每一洞窟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临摹重要的壁画或塑像、为所有洞窟拍摄照片，还计划对每个洞窟进行详细的文字记录，这一切就是为了制作和出版大型的考古报告。

1914年8月20日，奥登堡一行到达莫高窟，按计划全面展开工作。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

俄国新疆考察团拍摄的莫高窟第292窟，这张照片为莫高窟早期摄影史料中所仅见的

我们可以认为，首次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科学研究的，就是奥登堡率领的俄国新疆考察队，他们甚至对之前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区石窟，也作了考古清理。也是他们，第一次绘制了横贯南北两区的莫高窟总立面图。

1915年1月26日，俄国新疆考察队启程回国，他们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以及拍摄的2000余幅照片，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复描了几百张壁画、并且作了详细的文字叙录，同时也窃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以及在当地收购的各类绘画品、经卷等文物。

对于莫高窟的摄影历史而言，俄国新疆考察队是首次科学、全面的拍摄。由于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拍摄比斯坦因及伯希和更为全面、系统、细致。摄影师杜丁拍摄莫高窟的各类遗迹，既兼顾整体性又不舍所有细节。他拍摄了156个洞窟的窟形、彩塑和壁画，并且首次对莫高窟崖体的洞窟分布情况，进行了逐段的摄 影记录，最终获得了莫高窟南北区整个外立面的全景图，崖面上的栈道、建筑梁孔、洞窟前室壁画和彩塑、木构窟檐一一被他收入镜中。

至于洞窟内，杜丁则尽量关注伯希和探险队所没有拍摄的细节，一百多年来，莫高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物遗迹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褪化，石窟本体在无人管理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拆除了洞窟前一些不合理的建筑，之后，莫高窟的崖体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加固工程，外貌与百年前已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杜丁当年拍摄的照片，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初莫高窟全面、系统的摄影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档案价值。

俄国新疆考察队在莫高窟拍摄的2000多幅照片，现存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2000—2005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了6卷本《俄藏敦煌艺术品》，其中第3卷和第4卷，首次集中公布俄国新疆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整体环境、156个洞窟的照片869幅。

1924年1月17日，由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和翟荫 (Horace Jayne)二人组成的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到达敦煌。次日，二人前往莫高窟，华尔纳此行的目的，是以东方美术史的角度来调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在随后的 10 天里，华尔纳花了 5 天时间，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块壁画。与此同时，他也拍摄了照片。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abebooks.com 图

在其著作《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26)中只看到4幅与莫高窟有关的照片。1925年，华尔纳率领的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再度来到莫高窟，摄影师迪克•斯达(Dick Stari)拍摄了13幅照片。在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照片中，北大像佛头暴露于室外的照片，第328窟佛龛内南侧的供养菩萨搬出洞窟时的照片，都是孤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据初步统计，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先后两次在莫高窟拍摄照片52幅，这批照片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

本期编辑 邹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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