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童

　　联合贷款风波再起。据财新报道，近日有自媒体称，上海银保监局窗口指导各家商业银行，要求互联网资产必须清零，最长不超过两年。针对此事，财新向上海银保监局求证得到回复称，近几个月确实就联合贷款给过银行窗口指导，对于要求两年内清零的说法，上海银保监局方面则表示不便回应。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央层面尚未针对联合贷款出台全国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但今年以来已有不少地方监管部门为联合贷款划出红线。

　　多地监管划红线聚焦风控

　　所谓联合贷款，是指商业银行与其他具有放贷资质的机构联合发放贷款。在联合贷款模式中，商业银行通过与互联网金融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合作，可以拓展业务场景、增加客户流量。第三方机构则可以通过与银行合作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以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360金融为例，与其合作的金融机构就包括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云南信托、苏宁金融、天津银行、南京银行等。

　　从出发点看，联合贷款是双赢的合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风险隐患。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在已有的联合贷款模式中，存在风险分担比例在金融机构与助贷或联合贷款机构之间划分不合理的情况。有的金融机构作为全部出资人但并不承担信用风险，也未参与到贷款的风险管理环节中，这就容易造成金融机构的风控丧失，完全依靠外部服务机构而失去自身发展。

　　在地方监管部门发布的针对联合贷款的文件中，风控环节也成为重点聚焦的领域。

　　上海地区的监管部门早在2018年4月就下发《关于规范在沪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贷款业务的通知》，明确各机构需独立完成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工作，不得将客户风险评估等委托外包给合作平台完成。

　　浙江银保监局今年1月也下发《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的函》明确指出，部分银行开展互联网联合贷款业务不够审慎、合规，并要求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环节外包，不能异化为单纯的放贷资金提供方。

　　北京银保监局也于10月印发《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指出，银行合作类产品及业务模式应经总行审批，不得将贷款“三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

　　此外，通过开展联合贷款业务，区域性银行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指出，现行监管体制注重属地化监管，不过，依托助贷和联合贷款，区域性金融机构可向全国用户发放贷款，现行监管体系下的区域限制便形同虚设。

　　联合贷款倒逼下的转型

　　事实上，联合贷款已经成为很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拓展业务的有效渠道。据桂林银行2017年年报显示，与前海微众银行、京东金融、蚂蚁金服等联合推出了“微粒贷”、“微车贷”、“京东金条”、“蚂蚁借呗”、“桂农贷”等网贷产品。到2017年末，互联网联合贷款累计发放219.29亿元，贷款余额60.58亿元。监管一旦收紧联合贷款，对该业务占比较大的银行来说，无疑冲击巨大。

　　监管对联合贷款的收紧也会对第三方机构形成倒逼之势。值得一提的是，蚂蚁金服11月5日发起《消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倡议》，建议消费金融机构做到授信克制、利率适当、数据安全、贷后管理文明、持牌经营、独立风控、拒绝兜底，并倡议各消费场景不和没有牌照的非法放贷机构进行消费金融的合作。

　　蚂蚁金服副总裁、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此前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联合风控对互联网平台、银行的技术、数据能力都有较高要求，因此，能力弱、规模小的互联网平台不适合开展信贷联营业务。“监管部门也可以明确行业标准、建立信贷联营专项报送制度，确保联合风控落到实处，禁止互联网平台以任何形式进行兜底，避免部分机构借信贷联营名义进行通道化的放贷业务。”

　　需要指出的是，联合贷款与助贷有着本质区别。薛洪言向新浪财经表示，联合贷款中的机构必须是有放贷资质的，而助贷是一种业务模式，并非一种金融牌照。在薛洪言看来，“助贷的本质是流量助贷和科技助贷，流量型助贷平台和科技型助贷平台路越走越宽，在流量和科技上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助贷平台，未来将愈发艰难。”

　　对于多地监管部门所发布的文件，薛洪言认为，地方监管机构普遍重申现行监管要求的权威性，如强调属地化管理、重申核心环节不得外包等，可解一时之急。要缓解金融创新与现行监管之间的冲突，需顺应金融生态化发展的大趋势，从牌照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并夯实监管科技，探索监管沙箱机制，以保持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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