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的重任：防止通胀的衍生效应

　　文/特里谢

　　央行的重任：防止通胀的“衍生效应”

　　编者按：

　　这次刊登的文章比较学术化，虽然编者已将其中更为技术化的部分删除。但欧洲央行掌门人特里谢谈的内容对今日中国却有着明显的借鉴意义。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去年公开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在和全球化的速度赛跑。此话不假，去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近5000亿美元，即使按照1比7的汇率来结汇，那么这也相当于央行被动向市场投放了3.5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再看看2008年1月已经达到了7.1%的CPI，就可以想象此举对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压力了。

　　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社会来说，中国是通过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而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那么如何在高度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就成了一道相当不易回答的难题。

　　在此文中，这位欧洲央行行长先从全球化的一般性特征讲起，进而谈到了全球化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然后论及全球化对欧元区价格以及通胀的具体影响，最后特里谢再次明确了欧洲央行的责任以及目标重点——“以维持中期价格稳定为导向，并查明趋势通胀。因而，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立场将是最为合理的做法，即密切留意全球化使通胀形势复杂化的效果，看透暂时的变化，始终保持警觉，并始终坚定地致力于防止‘衍生效应’”。

　　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相对于美联储为了挽救经济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降息，欧洲央行的反通胀立场无疑坚定的多。然而，美国1月的CPI同比涨幅已经超过了4%，但伯南克最近的表态依然给市场以降息的预期，3月18日将是下次联储会议召开的时间，届时，甚至可能之前，一切就会见分晓。这样的区别不但显示了两个央行在不同目标之间的不同偏好，而且也说明在宏观经济多重目标抉择下，央行需要有自己独立而坚定的价值判断，并予以有效执行，勿求“鱼与熊掌，兼而得之”。

　　第二，遏制通胀的“衍生效应”是欧洲央行的重中之重。这话说起来有点绕口，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定要稳定人们的通胀预期，假如通胀预期形成，那么即使在没有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通胀形势也会自我恶化。为此，央行需要通过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来坚定的表明自身反通胀的决心，即使这意味着其他方面有所牺牲。因此，相对于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欧洲央行一直没有降息，而是多次强调对通胀的关注，这不是因为欧洲的金融机构不缺乏流动性，没有在次级债危机中受到冲击，而是因为反通胀在欧洲央行的心目中，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策目标。在过去一年，中国的通胀形势日益升级，通胀预期的形成恐怕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了。1月CPI同比上涨7.1%，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4.14%，负利率已经达到了3个百分点，如何有效的遏制通胀预期，恐怕现在应该是央行的首要任务。

　　因此，本文虽然有些技术化，但本报还是选择将其翻译整理刊登，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文/谷重庆)

　　全球化绝对是当今时代人们分析最多、讨论最多的经济现象之一。“全球化”这一概念意味着跨国市场融合、各国及各国政策的相互依赖，以及根本的历史性变化。经济学家素来将全球化认定为一个市场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引致世界范围内商品、劳动力与服务市场的价格趋同，以及贸易量与资金流的增长。

　　当前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恰逢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使全球的有效劳动力翻倍，从约15亿增长到30亿。因此，在很多时候，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势必会涉及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以及它们对世界体系的影响。

　　在公共讨论中，全球化使大量的政策问题纠结在一起，例如：贸易自由化以及低工资经济体带来的竞争；外国直接投资与“离岸”问题；国际资本流动；移民及其给成熟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压力；科技全球传播的影响——有关知识产权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促进。一方面，全球化得到了支持者的热情颂扬，因为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品质。他们所用的言辞，与将近一百年前凯恩斯对一战前“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全盛期的描述毫无二致。另一方面，限制商品、服务、理念与人口流动之障碍的大量减少，也遭到了批评，因为有人认为，这种减少使穷国与富国中处于弱势的工人与家庭，以及环境与文化多样性，都丧失了必要的保障。所有这些都使全球化成为了国际政策辩论的焦点。

　　全球经济的日趋相互依赖，对于各国央行来讲也极为重要，因为这一情况也许会影响到国际商品价格的形成、通货膨胀过程、资产估价、跨国资本流动的分布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许多问题。

　　全球化与价格变化

　　经济学理论预言，国家经济边界日渐消解的全球化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商品与服务国际流动的增长，应当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导致资产、商品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与趋同。由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边界消解的速度不同，也许可以预言，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相比，资产价格会出现更大程度的趋同。

　　当前的证据似乎支持这一论断。尽管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带有类似风险特征的资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带来了非常类似的收益，但类似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在各国间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许多观察家业已指出，尤其自2000年以来，主要货币的长期实际利率已经趋同到非常类似的(低)水平。不仅如此，这些利率相互影响的程度也大大提高，说明它们或许是受一种全球性因素的推动，这一因素受某一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很小。

　　与此类似，要估算总体价格趋同的状况，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世界银行最近对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根据该计算，平均而言，2004年中国与印度的物价仍分别只有美国物价的约二分之一与九分之一。

　　但是，全球化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新情况，即尽管价格水平的趋同度有限，通货膨胀的态势却似乎反映了各种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这一影响也许可以归因为，全球化对影响全球趋势通货膨胀(trend inflation)的诸种因素，可能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但同时，全球化力量的周期性效果(例如从1999年到2007年的油价上涨)，也许亦是原因之一。

　　如果听到一位央行官员说，不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而会受货币政策决定，你不会感到惊奇。确实，一些有影响的观察家将当今世界上通胀率较低、较为平稳的状况与全球化相联系。

　　然而，全球化的力量也许确曾通过以下的两个渠道影响了周期性通货膨胀的状况。第一，由于国际竞争压力的加剧，外部环境对价格与工资形成过程的影响可能增强了，这可能逐渐使通胀率与一般性的国内宏观经济措施脱离了关系。第二，有鉴于全球化进程已造成了一些“贸易条件冲击”(terms of trade shocks，贸易条件又称交换比价或贸易比价，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间的比率，就是说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编者注)——进口制造品价格的微涨以及日用品与食品价格的微涨，这些冲击也许会进而对总体通胀率的短期波动带来影响。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通过第二个渠道，全球化力量对通胀率施加了向下的周期性压力，但现已明显的是，可能产生良好效果的“船尾风”越来越变成反向的“顶头风”，对维持价格稳定可能构成严峻挑战。倘若这些力量对公众的通胀预期产生溢出效应，导致公众惊惧不安，那么不良效果就更有可能显现。

　　全球化对欧元区物价与工资的周期性影响

　　在此我将探讨全球化对欧元区制造品与日用品价格，以及最终对其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我的论点是，在过去5-10年时间里，证据表明总体上只发生了很小的净抑制效果，这反映出各项相反的相对价格冲击(relative price shock)之间的平衡。

　　进口价格

　　如我之前所说的，欧元区的内部进口增长强劲，但欧元区从中国、欧盟新成员国(下文简称NMS)等低成本国家的进口增长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