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步伐 美国的焦虑

　　“修理中国”将给关键性的宏观因素造成巨大损害，而此举还可能触发报复行动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已圆满结束。在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内，这个由两国高级官员精心设计和推动的咨询机制，已成为一个积极联系世界最大和第四大经济体的活动框架。

　　好消息是，对话取得进展。

　　坏消息是，进展如预料般缓慢——速度不足以化解在华盛顿政界已沸腾起来的焦躁情绪。

　　“替罪羊”

　　这次对话没有给我们带来重大惊喜。

　　中方宣布，同意扩大民用

航空运输和金融服务业务范围，及双方已在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领域达成加强合作的协定。知识产权问题被特别抽离留待日后谈判。

　　这些行动凸现了中国将坚守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承诺，并且，再一次展示了

中国经济走向开放的发展模式——向其贸易伙伴逐渐打开进入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本地市场大门。

　　中国的开放式发展模式与日本采取的把世界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封闭式经济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年代，中国的开放发展比日本长期奉行的封闭策略，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

　　美国国会也许并不在乎这些。

　　华盛顿面临的经济压力直接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而理由也不难理解：根据美国劳动力统计局的数据，实际工资的中位数(即调整通胀后，工人工资收入的中间水平值)在截至2007年首季末的过去七年累积总增幅只有0.9%。在美国生产力实现强劲增长的背景下，这样的发展势头令人忧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工资应该有按比例的增长。

　　依我所见，这种贡献与美国工人回报脱节的情况是导致华盛顿政治矛盾的核心所在。

　　简易的应对是找只替罪羊——在此，是把责任推在中国身上，因为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创纪录的多边贸易赤字上占到最大的比重。

　　较艰巨的做法是，探究导致实际工资增长呆滞的原因，并制定能纠正问题的政策措施。由于缺乏恰当的解决方案和无法在“速战速决”年代耐着性子，国会选择了前者——拿中国当替罪羊。

　　“修理中国”

　　过去几个月，我不断地就华盛顿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所犯下严重的错误发表评论。我的评论可用三个英文单词来总结，就是Trade(贸易)、Saving(储蓄)和Globalization(全球化)。

　　首先，美国国会的行动，是基于认为中位数实际工资增长呆滞与创纪录贸易赤字互为因果的危险假设。无论是从理论角度或实际经验而言，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美国的政客没有从更广义的国内储蓄空前短缺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贸赤问题——拒绝接受多边贸易赤字是根源于储蓄低水平的简单逻辑，并错误地把中国作为解决贸易逆差的方法。

　　最终，华盛顿并不完全了解目前由信息科技激活的全球化超高速发展，给领域广泛的跨行业(包括蓝领和白领)美国工人带来的沉重压力。

　　简而言之，“修理中国”将给关键性的宏观因素造成巨大损害，而此举还可能触发报复行动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情况实在让人担心！

　　不足为奇的是，穿梭于美国国会的不同议事厅，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正确看待中国的观点。

　　中国在国会山被视为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敌人——它威胁着中产阶级工人的生计并且违反了全球贸易的法规和原则。在这个概念下，被忽略了的是中国在过去29年发展进程上实现的巨大成就——和给美国、亚洲其他国家以至全球经济带来的机遇。

　　美国国会似乎也不甚了解中国在短短30 年内走过的历程。

　　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取得的空前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单是从国有制向私有制转移，也包括了在资源配置上从中央规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转移。

　　这些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通过刚结束的第二次战略对话，两国同意向这个方向进一步推进。

　　过去30年，中国在权衡改革步伐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步步为营。它绝对不会仿效前苏联采取震撼性的治疗策略。

　　我认为，“坚持渐进步伐”最能形容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特色——没有走回头路，有的是稳步和坚持不懈地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迈进。这种策略与华盛顿政客总想“快速见效”，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理念南辕北辙。

　　而目前已提呈华盛顿有待通过的激进调整

汇率方案，同样与过去30年中国行之有效的渐进主义格格不入。

　　“Very difficult”

　　我有幸出席第二次战略对话的闭幕式活动，包括欢迎15 位部长级中方代表团的招待会，和随后由中国副总理吴仪代表中方谈判团向大会致词的晚宴。

　　吴仪与在晚宴上也有发言的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提到了一点：战略经济对话是致力于建立中美两国长期经济关系的一个机制。

　　按定义，它是一个为实现渐进成果而设的机制，而非如现行国会山所体现出的为短期问题寻求伟大解决方案的架构。

　　这凸现了推动美中双边关系的两股力量的分歧——对话机制的渐进式部署与国会较严苛的快速修补理念。

　　当被问到与美国国会谈判的情况时，吴仪以其发音标准的英语回应说：“Very difficult(很困难)。”

　　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缺陷：中美分别派出历来最大阵容的高级政策官员参与这次对话，但观乎其成果，美国的保护主义者政客大可把预料中的坚持渐进式步伐视为谈判的完全失败——为他们的出手争取更坚实的证据支持。

　　因此，第二次对话并不能让我释怀。

　　我维持原有看法，认为有约六成的机会美国国会将于2007年底，以总统无法运用否决权的大多数通过一项禀呈世贸控诉中国的法案，并针对在美国出售的中国产品实施大范围的贸易制裁。

　　(作者史蒂芬·罗奇为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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