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车海刚

　　“日本经济将在五年内走出低谷。”久武昌人乐观而肯定地说。不过，这个预言似乎很难令他的中国朋友们信服。

　　作为日本《2002年国际贸易白皮书》的主编，久武昌人是一位学者出身的官员，现任 日本通商政策局信息调查课课长。在11月26日由外经贸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和日本贸易振兴会北京代表处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久武昌人长达1个多小时的主题报告吸引了几十位中方学者和官员。但是当会议进入问答阶段后，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甚至能嗅到一点儿火药味。

　　中日经济互补多于竞争

　　“去年夏天我从京都大学回到东京，惊讶地发现霞关(日本政府机构云集之处——记者注)蔓延着一股‘中国威胁论’。”研讨会的主题是“携手共建中日经济交流新干线”，久武昌人却以这样一个颇有些敏感的话题作为其报告的切入点。而稍早一些作开场发言的日本驻华使馆经济参赞波多野淳彦，也开门见山地提到了“中国威胁论”，并称这是日本舆论的主流观点，虽然他和久武对此并不赞同。

　　与“中国威胁论”相对应的是“日本经济崩溃论”。在两位日本客人的印象里，这是中国舆论界的“主流看法”——后来他们被中国朋友告知这个印象可能是错误的。

　　久武昌人的报告正是围绕对上述两种论断的分析和反驳展开的。

　　由久武主编的《2002年国际贸易白皮书》通过解读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现，后发国家一旦实现工业化，总有一天会赶超发达国家，这是规律——日本自身就是例证。所以，“假如在座的有日本人，不管你如何夸大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可能阻止的，你只能自己努力。”

　　但是，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否必然并且已经对日本构成威胁？

　　“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崩溃论”有个共同的论据，就是制造业中心由日本向中国转移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空心化。久武昌人不否认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存在，但他认为，由于环保、工资等方面的原因，一些产业由大城市向地方上的小城市迁移甚至迁出国境，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为此大叫大嚷”。

　　关键在于，“那些仍然集中在东京的产业，在亚洲有没有竞争对手？”久武对现状的判断是：没有。他说，也许日本一些地方性城市与东南亚(在产业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但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仍是一种互补关系，“尽管这个结论在日本国内不大可能得到支持”。

　　日本经济困境缘于结构转型

　　久武昌人认为，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困境主要是因为它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好比一台完美的机器，要改变它的结构以生产其他产品，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并非是不可能的。

　　“前苏联和南美一些国家，如果不是社会结构存在问题，原本也是能够克服经济困难的；而美、英等国家的经济也曾遇到过困难，但由于它们拥有一种可以及时实施改革的制度，最终走出了困境。”久武昌人说，“日本也正处在这样的阶段。”

　　按照日本《2002年国际贸易白皮书》的分析，领先国家要想保持竞争优势，一靠经济向大城市大企业等实体聚集，二靠技术创新。久武昌人说，日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优势，并在继续创造优势。在东亚成为世界生产中心的背景下，日本正在朝着研发中心的方向积极发展。

　　久武非常看重经济集聚过程中经济实体的多样性。“只有钢铁、纺织等单一产业的城市，很难有新的发明。”而美国的硅谷、意大利的纺织业之所以能够保持活力，主要得益于其所在国产业的多样性。

　　“多样性是创新的基础，日本并不缺少这样的基础。”相形之下，久武认为，亚洲其他地区的多样性呈现出停滞的状态，专业性、单一性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日本的新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久武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分析得到多数中方与会者的认同，但他关于日本经济前景的乐观描述却没能引起更多共鸣。他们难以相信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再造奇迹，正如不相信它会陷于崩溃一样。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亮出了“三点论”：“日本的经济实力仍然强大、形势比较糟糕、发展受到制约”，制约主要来自于日本的客观条件，如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老龄化等。据此，冯教授得出了日本经济将长期处于停滞或低增长状态的结论。

　　久武昌人却说，以往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竞争领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有一个“看不见的大陆”，是用技术去争夺和占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土、资源等已不是决定性因素。“硅谷并非一片平原，面积也不大，但它照样成为IT产业的麦加”。

　　久武的这一观点引来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李晓超的进一步质疑，在列举了日本经济复苏面临的内需不足、出口受世界经济低迷影响等不利因素之后，李将话锋转向了久武屡屡谈到的技术创新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一大亮点是家电，现在美国的IT技术领先世界，日本的新经济增长点又在哪里呢？”

　　“信息家电。”久武几乎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但他也承认技术创新没有永久的胜利者，“就像四个人打麻将，有人赢，就有人输，但每个人总有赢的时候。”

　　日本崩溃论是自我渲染吗

　　一名中国专家关于“谁是‘日本崩溃论’始作俑者”的追问，在会场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

　　这位专家批驳了“日本崩溃论是中国主流观点”的说法，并指出，这个论断其实最早是由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提出的，后被日本本国的舆论大力渲染。他还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对日本一些官方数据提出不同意见，例如，从日本厚生省查到的领取失业保险人数远比政府公布的失业人数少；又如，日本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银行消除坏账，银行却并不十分热衷，因此，日本的银行坏账也许并不像对外宣称的那么大。

　　久武昌人对此解释说，在日本的失业制度下，失业保险享受者只是失业人群的一部分。至于银行对政府给予的输血不“感冒”，“我想这是银行业走向自立的一个象征。”他坚称，日本绝不可能故意编造数据夸大经济窘况。

　　但这位据称刚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专家仍对日本不良贷款的实际情况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提高了贷款门槛，促使银行与企业达成默契，将到期的贷款延期低息使用，这些贷款却被计作了“逾期不还”的坏账。

　　双边合作是日本贸易政策的重点

　　有与会者婉转地批评日本在促进东亚特别是中日韩贸易自由化问题上反应冷淡，并询问原因。

　　久武昌人回答说，一般而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条件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而达成协议的例子，最典型的是美国和墨西哥。“在亚洲能不能出现这样的类型呢？”他用一句反问绕开了这个有些棘手的话题。

　　久武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和对贸易自由化的肯定态度同样鲜明。他结合自己的研究表示，一项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对某个具体产业有利，但总体而言负面影响更大，“日本必须警戒这种现象”。

　　他还介绍说，日本增强本国竞争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加强地区间的合作，特别是推动双边贸易协议，但三边或多边协议不会成为重点。

　　各种各样的质疑没有动摇久武昌人对于日本经济二次腾飞的信心。他说，日本现在的确有危机感，但“危机感”和“悲观”是两个概念，“日本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他跟中国同行“打赌”，看看2007年时的日本经济会是怎样。

　　不过，中日双方的与会者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东亚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在更大程度上消除分歧、寻求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