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晔

　　当代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震荡，不是1917年的革命也不同于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这次震荡还充满很多未知数，由此引发的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已经开始——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者马丁·沃尔夫撰文“挽救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学家》最新一期发表封面文章“美国资本主义正在受到打击”，本报也发表了贺力平的文章“美国经济 体制需要一次大检修”。

　　自从1982年美国经济繁荣以来，世界财富第一次明显减少了，按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结果，全球股市去年缩水4%，家庭财产从3900万美元减少到3700万美元，人们曾经相信财富只会增加，富有的会变得更富有，而这些被证明只是幻想而已。

　　大量公司假账丑闻的披露动摇了华尔街的信心，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上周跌破9000点的心理防线，美元强势的扭转已成事实，预期中的经济复苏变得遥遥无期，最悲观的看法，如斯蒂芬·罗奇认为“美国经济将二次衰退”；乐观的观点也承认，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一两年时间。

　　从美国经济总体来看，金融信心的动摇对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过去金融市场的高回报吸引了巨额的国外资本涌入美国使其可以在巨大的赤字经济下保持美元的强势。如果这个趋势逆转，美国经济将遭受严重打击，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将失去其魅力。

　　震荡是从核心中的核心——华尔街开始的，安然事件的发生拔起萝卜带起了泥，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的判断是，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企业中，人们已经开始推测欧洲、亚洲也会暴露出类似的问题。

　　19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富国，金融系统发生的最重大的改变是银行规模越来越大，在抗风险能力增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危险因素。如果安然事件发生在1980年代，那么足以令得州银行系统崩溃，但是现在由于得州商业银行已经被J.P摩根大通兼并，J.P摩根大通以它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化解了安然造成的损失；阿根廷主要银行的总部在马德里、波士顿和纽约，使政府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解决问题。

　　但正是巨大的规模和混业经营，造成了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咨询业务巨大的利益使人难以抗拒，而庞大复杂的资产负债表则为数字游戏提供了可能。

　　规则和金融活动如同猫逮老鼠的游戏，华尔街正是在魔与道的较量中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体系，这次的动荡并不意味着它的崩溃，相反，只要进行全面的检修，它会有更健康的发展。

　　遗憾的是，布什和企业老板们并不认为危机是体制问题，所以可以惩罚和提升道德水准就可以解决问题，布什9日在华尔街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职能，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打击公司财务犯罪。

　　布什是美国第一个拥有MBA学位的总统，同时他是美国历史上与公司走的最近的总统——在竞选中他从公司的钱包里掏走了数额空前的资助，他的内阁中充满了CEO，其中四位部长以前是大老板，院外说客中也充斥着企业家。现在这些政治资本却成了白宫的麻烦，国防事务助理，前安然能源贸易负责人托马斯·怀特首当其冲，然后是副总统切尼，最后是布什自己的商业背景面临尴尬的调查，旧账也被翻了出来——1990年，老布什当总统的时候，布什卖掉石油公司哈肯能源的股票，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布什的，两个月以后哈肯能源宣布亏损，股票贬值。1990年SEC的调查虽然不了了之，但却揭露了布什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披露哈肯公司股票的潜在风险。

　　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也遭到普遍非议——商业利益造成了决策。贸易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布什自吹是一个自由贸易者，推进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谈判，但是他实际上在推行保护主义，3月布什决定提高30%的钢铁关税，还有木材税，以及默许国会给予垂死的纺织业以保护。两个月以前又倾覆了1990年开始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农业改革，提出了农业法案，破坏了新一轮全球贸易回合谈判的前景。对布什政府来说对商业有利的就是好的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大多数时候是为商业集团量身定制的——切尼大肆鼓吹他的能源计划；今年的刺激预算也更符合美国公司的利益但不是很有效的经济政策，连保守派的刊物也称减税法案是“公司自私自利的产物”。布什是否会选择断腕求生，砍断与大企业的关系，对经济体制进行一次大调整？

　　今年看来是很难有什么大动作的。今年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布什政府的行为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提高钢铁关税是为了西弗吉尼亚、俄亥俄的选票；农业法案则是为推进共和党赢得阿肯色和南达科他州的胜利设计的。为了争取各州的选票，布什甚至不惜让大企业们等等再实行减税，因为他需要稳定地使经济回升，建立民众的信心，但是，不幸的是，这可能让美国失去彻底改革的机会。

　　美国经历了10年繁荣，股市呈连续18年的大牛市，布什一直在说，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的，这正是美国资本主义最值得骄傲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清教徒的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克制、诚信、对创造财富的信仰。如今这种精神正在退化：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因天主教的丑闻而蒙羞，诚信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这个在惊恐不安中度过第226个独立日的国家似乎正在失去“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的那种朝气。

　　亚洲没有索尔尼仁琴式的个人主义精神，威权主义、裙带主义养育的盗贼和蛀虫侵蚀了国家经济；军政府的黄昏中，阿根廷危机打击了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取得胜利的历史终结者的预言；非洲在灾害、疾病、战争中挣扎，成为全球体系中脱节的一环。

　　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在美国，在欧洲，我们看到、感到的是另一种不安——保守主义的甚嚣尘上，左派的偃旗息鼓。的确还有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但那只是在大学里，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既不能瓦解体制也不被民众关心。从某种意义上，什么都可以说，声音无人回应的当代思想界如同思想者的奥斯维辛。曾经产生过垮掉的一代，摇滚、叛逆、革命风暴的西方，如今只能产生出“奶酪”和“心灵鸡汤”这等乏味平庸的商业作料，充斥着马雅基维利式的智慧，“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文化创造力的丧失，也许正是所谓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的产物——商业利益主导一切，和平演变并且消弭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自由市场高歌猛进，民族的特色与文化的多样性正在瓦解；左翼的退潮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制衡和改进的力量。

　　但是，如果被全球化抛弃，就会成为弃儿，这也是左翼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也许资本主义可以在这次震荡中反思和调整自己。尽管我无法同意福山预言的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但却理解他即便看到终结与胜利，依然无法释怀的悲哀：“所有关乎勇气、理想、想象力的奋斗转化为餍足消费以及解决琐细的技术问题、金融问题、环境问题的努力，人们需要的不是艺术不是哲学，仿佛只需要好好看管住人类博物馆的史迹……也许在这冗长的烦闷中，终于让历史再向前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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