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

　　美国把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称为“日本病”，把亚洲金融危机称为“亚洲病”，却不料自身后院起火，华尔街好像患上了“美国病”。

　　自从去年安然事件曝光后，美国股市遇到了信任危机。原以为安达信可能成为安然事 件的牺牲品，却没想到许多华尔街大鳄也都送上了被告席，民事诉讼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各州司法部的行政诉讼都在进行或者酝酿之中。

　　今年的世界通信、施乐公司造假事件进一步加深了美国股市的信任危机，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华尔街患上了“美国病”，进而开始寻找病因。

　　人们首先发现：安达信不仅具有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而且还有管理咨询业务，这样自身就产生了利益冲突。为了从公司经理人手中拿到管理咨询业务，在审计方面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一步使其自身利益偏向了经理人员一边。

　　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竞争的力量削弱，但是却给人以绝对权威的印象。

　　所以当安然事件披露时，最初人们几乎很难想象安达信没有看好股市的“大门”，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审计制度时，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当世界通信再次牵扯安达信时，人们并不感到奇怪了，当施乐公司牵扯毕马威时，人们似乎有了思想准备。因为投资者早就开始考虑下一个安然是谁？下一个安达信是谁？

　　股票期权本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解决经理人员内部控制问题，提高董事尽心尽责的积极性，美国的企业开始大范围普及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企业把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报酬给予董事、经理、员工，甚至给管理顾问、法律顾问等其他的服务提供商。这样做的本意是希望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

　　但是，当股票期权成为经理人员报酬的主要来源时，经理人员自然会更为关注公司股价，努力提高公司股价，这样就容易产生造假行为。

　　人们发现，到2002年4月，在出事前夕辞职的世界通信前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持有将近2690多万世界通信普通股，12名董事和执行官员合计持有将近5000万世界通信普通股，合计占世界通信普通股的1.7%，此外还有大量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

　　于是，我们看到，上市公司把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报酬付给董事、经理、员工，甚至给管理顾问、法律顾问等其他服务提供商，而这些人却为了共同利益，对财务上的造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知情的股东利益漠不关心。

　　这些人由于互相之间的既得利益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抬轿子”的机制。但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便一损俱损。有人把这种泡沫的破裂称为“道德陷阱”，但是仅仅作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

　　因为在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中，很难产生类似中国文化中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往往是利益的结合，当一个集体的每个成员的利益都趋于一致时，他们会同时为集体和个人利益而奋斗，这就是人们所说“团队精神”。

　　这种精神有时会创造出一些奇迹，会使一个团队与其他团队产生竞争，但是也有负面效应———忽视公众利益。

　　如果我们把这种“团队精神”进一步放大，就会看到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包括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极力强调美国公众的整体利益。

　　《国际金融报》(2002年07月08日第四版)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