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

　　耶鲁大学泰勒教授在《非理性繁荣》不仅指出1997年7月美国股市的市盈率超过了1929年9月创下的最高记录，在2000年初始又攀升了三分之一，2001年市盈率已经达到了40倍是危险的，而且对形成这个气氛分析的各种催化剂因素中，提到公众对赌博及冒险兴趣上升。

　　近年来，美国的赌博机会骤增。19世纪7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彩票丑闻后，国家禁止了大部分形式的赌博及彩票。由于国会1890年法案禁止邮售彩票，路易斯安那彩票所实际上也关闭了。从那时起直到1970年，合法的赌博大致局限于赛马或赛狗，而这些赌博形式对大众的吸引力十分有限，而且在当时还要求人们身临竞赛场。1975年，有13个州发行了彩票，到1999年，37个州彩票提供了方便简单的下注方式。1990年前，只有内华达和大西洋城经营合法化的赌场，到1999年，船上赌场及码头区赌场已将近100个，而印第安保留的赌场就达到260个。

　　赌博场所的增多以及实际赌博频率的增加，对文化以及对其他领域风险的态度(如对股市投资的态度)产生了潜在的重大影响。以国家彩票为形式的赌博合法化有时不是取代而是助长了非法彩票买卖，因此可能同样助长其他反复无常的冒险活动。

　　一些赌博合约，尤其是彩票，类似于金融市场：一个通过电脑交易，一个接受凭证(彩票券)。在所谓的大彩票发行中，人们参与的是一个轰轰烈烈，备受瞩目的全国性活动。建立起参加这种赌博活动的习惯后，人们很自然地逐渐步入更高层次的赌博形式———股票投机。

　　从赌博到金融波动的转化是因为，赌博以及鼓励赌博的机构促使人们夸张地认为，自己的好运气是无穷无尽的，助长了人们与他人攀比的强烈兴趣，并寻找到了一条从无聊单调的感觉中兴奋起来的新途径。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受到试图助长这种态度的高水平广告的影响，即使是广播或电视广告中通过职业演员表达出的也是典型的赌徒的自我辩解。

　　这些推销努力，以及赌博的亲身经历或目睹他们赌博，刺激了股市中轻率的冒险行为。这种广告露骨的程度令人吃惊。一块康乃狄克州广告牌为场外下注招揽生意，醒目的大写字母是：“就像股市一样，只不过更快。”

　　人们不难从纳斯达克的暴涨暴跌看到赌博心理在作怪，网络被吹得无所不能，结果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并不是高科技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人们对高科技产生了无所不能的预期，忽视了一个问题：任何新技术都是有条件的，这个阶段的“高科技”，到下一个阶段会被更新有技术所代替，不可能有一项永恒的技术，正象不可能有永动机一样。

　　事情还不仅如此，人们的高预期和无所不能的心理还推动了一系列的造假事件，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的那样：“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在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我们从美国一系列的造假事件中可以看出，许多华尔街大鳄都送上了被告席，而且起诉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美洲银行、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美林、雷曼兄弟和瑞士信贷的波士顿也都被列入了安然案件的起诉书中，而且华尔街的一些证券分析师也遭到质疑。

　　美国股市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使人们对其文化价值观念引起深刻的思考，甚至对经济学的“博奕论”也进行反思，人们不仅要问，“博奕论”是万能的吗？它应不应该有一个应用范围，是不是应该对它加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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