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04日16:02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12月4日在北京举行。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教授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的阶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有着种类丰富且时间跨度大的历史资料,数据不应成为研究的阻碍。

  龚启圣教授非常重视因果关系,但对于确立因果链条的那些工具,比方说可控制、可重复的实验室实验,在历史上不能毫无保留的使用,虽然不能使用这些手段,但是可以拿自然实验做一个不完美的替代。

  龚启圣教授介绍了一些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

  第一个项目是有关中原帝国与游牧部落的冲突。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对匈奴的描述非常不友善,认为这些人好勇斗横,喜欢打架,自然实验就这样出来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有位教授认为很多冲突是源于经济上的冲突,而经济的冲突又可以用天气作为外生变量。中原和游牧部落的冲突一方面是生性如此,另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天灾影响。比方说他们是草原经济,非常依靠降雨,如果降雨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更可能会攻打中原。我们可以利用关于战争,关于天气的数据做一个模型,比如说在图里横轴是时间,用每个世纪做度量,竖轴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冲突的比例。图的上面那条线在干旱这段时间占的比例,下面这条线是涝占的比例,我们的结果是游牧民族侵扰中原跟异常的气候发生紧密的关系,干旱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攻打中原,在洪涝的时候会出现负相关。

  第二个项目是贸易抑制与倭患。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有海禁措施,海禁的同时倭寇特别严重。整个明朝在嘉庆皇帝的时候发生了倭患,倭寇的组织非常严密,有武装,造成大量的伤亡。很多倭寇在1550年之前、是做生意的。

  第三个项目是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经济冲突带来社会冲突,这是经济学非常成立的说法。我们要问的是文化到底能不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利用两个变量来度量文化,一是孔庙的个数,二是烈女的个数。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忠与孝的两个很重要的变量。我们找了《山东通志》,因为山东的匪乱在历史上最厉害,也是孔夫子的出生地,结合这两个特点,我们就从《山东通志》和《清史录》做研究。这个图把我们要的变量有系统的找出来了,一是农民起义,二是作物歉收,三是孔庙个数,四是烈女的个数,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篇文章。

  第四个项目是玉米与人口增长。我们把玉米跟田薯,北美作物的引进做重叠研究,我们发现相关的系数非常高。一个地区是否引进了玉米种植、几时引进的在《地方志》上可以找到,也就是说要做这个题目也得找《地方志》,我们得找《府志》,我们的数据都是这样找出来的。基于刚才说的《府志》,可以把不同时期玉米在各地的引种的情况勾画出来。我们的发现是,玉米的引进跟人口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也体现了在晚清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马尔萨斯的情况。

  第五个项目是检验韦伯。韦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新教是否有同样的作用?1901—1920年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研究叫《中华归主》,我们结合其它数据,比如说清末民初的民营工业。我们翻了大量的传教士的日记,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龚启圣教授建议,要“两条腿走路”,既可以研究传统的经济史,比如鸦片贸易对大分流的影响、人口增长跟市场整合的关系、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另外一条腿,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基于自然实验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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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楚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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