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研究以后，我认为邓小平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中国运气太好了，有这么个领导。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领导人，我估计中国不会是今天的中国。

　　傅高义：我为什么决定写邓小平？

　　文｜傅高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作者，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

　　日本在美国市场的成功经验

　　我个人是一直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发展，日本二战以后，他们的商人在美国投资，怎么成功，为什么成功，我一直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对你们可能是可以参考一下，日本怎么做。后面我可以给你介绍，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怎么看邓小平，因为我花了十年的工夫了解邓小平，刚出版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关于日本，我已经超过八十岁，已经太老了，我记得二战以后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初，日本人很想在美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开始他们的确质量不行，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的质量水平非常高，非常成功。我记得很多美国的铺子，他们说这个是日本的商品，但是你不想买，那个质量很容易坏，所以美国的商品贵一点，但是好。所以日本产品有这么一个质量不太好的声誉。后来很多公司为了提高质量，专门花了很多年，邀请一些美国比较有名的、专门研究质量问题的人来到日本，听他们演讲，了解美国的做法。

　　有一个教授介绍了统计的办法，在日本的工厂统计质量坏的话，要停了生产线，发现问题。所以他们是用很多统计，不仅是管理员要学质量管理，而且普通的工人都要学，都要了解质量是怎么回事，也分析问题。要是生产线发出一个质量不好的产品，他们要把这个产品扔掉。实际上想要以比较低的价钱是可以卖出去的，但是他们的生产线为了让工人了解质量是最重要的，质量不行就没什么用了。他们也有质量小组了解质量，每个工人要分析生产线，要是一个产品坏了的话，要分析为什么坏了，是材料不够，还是机器不行。

　　六十年代日本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丰田也好，本田也好，声誉都不太高，但是他们是一直专门去学质量问题。七十年代他们为什么成功，我个人认为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质量问题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那个小车用油比较少，正好1973年来了石油危机，1977年来了第二次的世界石油危机，所以美国人都觉得，大车耗油太多。这两个原因是非常重要。开始日本的汽车要在日本生产，不是在美国生产，那么丰田他们当时有一个决定，要是一个工厂不能每年二十万，生产这么多车，不能卖出去，他们不来到这里做一个工厂，他们觉得这是为了控制成本的做法。等到市场慢慢扩大以后，再来办那个工厂。

　　为什么丰田到中国来的晚一点，我认为他们是规模太小的时候，他觉得他生产不行。所以丰田进入美国的时候，他们算每年至少卖二十万辆车，后来他们一直扩大了。日本人知道我们太敏感，不容易买外国货，特别是日本的产品，所以他们不想每年扩大得太快，要是他们的产品比美国好，或者比美国便宜，的确他们有能力可以卖出去很多，但是他们觉得每年增加了一点点，美国公司可以继续卖出去。一个公司来到美国不仅仅是公司竞争的问题，而是政府的，跟老百姓的看法也有关系。所以他们也考虑，生产增加了，一步一步，不要太快。

　　他们来到美国，要是工厂规模比较大的话，它不仅仅是跟政府的关系，而且是跟当地的老百姓应该有接触。我知道一个例子是关于丰田的，他们那个工厂成立以前，派了一批人跟小城市的领导人，不仅仅是政治的领导，而且还有经济的领导，有一些接触。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老百姓要是关系不好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专门派了一批人跟小城市的领导人，跟老百姓做好关系，所以他们是跟很多地方的人商量的，用本地的做法来工作。他们对工作的要求比普通的美国公司是高一点，所以给工资多一点。他们的工人的确是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就给你们讲日本的这个例子，可能你们现在考虑进入美国的市场，可能是做一个参考。

　　把中国介绍给美国的老百姓

　　我个人对中国的研究开始是1961年，已经五十多年，当时中美关系还不行，所以不能到大陆去研究，只好在香港。在香港有一批人是跑来跑去，所以跟那些人谈话，了解一些情况，当然要看材料。我听人谈实际情况，主要是广东人，但是也有一些北方人，我当时为了做研究，最好的材料是广东的材料，我第一本书关于中国是关于广东的情况，1969年出版了一本书，那个记载了从1949年一直到1969年的广东的情况。

　　当时我跟一些广东人做朋友，正好马萨诸塞州跟广东搞合作关系，所以我也参加那个合作委员会委员，因为我当时虽然不会说广东话，但已经会说一些普通话了。我第二本书，是八十年代广东省经济委员会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到那边去呆了六个月，跑来跑去，在广东省跑来跑去，所以1989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是谈到广东省比别的地方市场经济走的快一点，我主要介绍给美国人，让美国人多了解。

　　我2000年退休了，当时我考虑我的责任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学生，而是为了我们的美国老百姓，我们在哈佛大学的情况比较好，我们的公司也行，虽然不如商人这么高，但也可以了。但是很多人问我，我怎么可以跟那么多中国人谈话，我说拉拉关系。是利用来到哈佛的人的关系，尽可能利用那些，比方说广东省有一个领导人叫任仲夷，是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他的孙子也来了，是我的学生，是很好的关系。所以我通过他在中国给我介绍他祖父的很多朋友可以认识。还有本来广东省的一些朋友，也给我介绍一些，我尽可能利用这些关系，来了解情况。我花了十年的工夫写《邓小平时代》，美国卖的是不错，但是不如中国。后来我决定在香港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直接翻译的。

　　后来我想在大陆出版，大陆版会改一点点，为了适合大陆的需要，文字上改了一点点，中文大学给我介绍一些大陆的出版社，我觉得最好的可能是三联出版社，所以我们在三联出版那本书。我给他们的条件是，修改或删节的地方要给我审一下，并且他们要解释为什么删去这些话。所以他们的确是在很认真的改，不过那本书90%以上的意思没有很大的改变。

　　我为什么决定写邓小平？

　　我个人为什么决定写邓小平，因为2000年我退休的时候，我考虑为了了解中国最基本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改革开放是基本的政策，所以我想了解邓小平的时代怎么搞改革开放，怎么搞市场经济，怎么开始这个过程，我想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做了研究以后，我的确认为邓小平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中国运气太好了，有这么个领导。他参加共产党是二十年代初，在外国呆了5年，法国，1年呆在苏联，最了解外国情况，毛泽东1949年前没有什么外国经验，不太了解生产，现代化是怎么回事。第二，他在军队呆了12年，所以军队他有很大的基础，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是领导前线的总书记，所以他在军队里的声誉很高。

　　美国的领导人，我们的总统，大概是两条路最多，一条路是当了州长，一条路是参议员，在我们的议会。要是州长，他们比较了解怎么领导，怎么领导人。他们不了解诸如国家的外交等等，国家全面的情况。另一条是我们的议会的人，他们了解国家政策，但是没有具体的组织的经验，所以我想邓小平他正好有两个方面的经验。他1949年-1952年担任西南局的书记，所以他也有具体的领导的经验，怎么组织，怎么领导。1952年到北京，后来当了总书记，所以全国的政策他可以向毛泽东，周恩来了解情况。我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他当了领导，是很有经验的一个人，有外交的经验。的确，1974年-1975年，周恩来病的时候，实际领导外交都是邓小平，也受到周恩来的支持，所以他非常了解情况。

　　我认为，他的政治判断也很不错，他的外语不行，但是他跟外国人交流，外国人都觉得他很直率，可以谈话，是一个不骗人，又幽默，也直率，所以跟他可以有接触。南巡谈话以后，他的确退了，我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发展非常快，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人，改革开放不是一个人的事，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领导人，我估计中国不会是今天的中国。

　　问：非常高兴见到您，过去的十年已经过去，你怎么看待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还有新的政府上来之后，他会怎样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

　　傅高义：我不是专家，但我研究中国，有一些看法。我认为上届领导层的政策是不错，但是，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我觉得内地的问题非常多。这届领导层，我个人认为，关于反腐败问题，的确做得不错。有人说王岐山很能干，对腐败问题做的很不错。

　　中国也不仅仅是腐败，很多地方医疗的问题还不行，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的预算有问题，问题太大了，他们用的钱太多了，没有基础，不固定，所以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有的外国人说中国很大可能会崩溃，我估计不会，至少五年，十年，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很多你们的领导人受了党的培养，真的在想解决问题，所以我比较乐观。

　　问：假如您给新领导层提将来的建设性意见，您觉得您会提什么样的建议，来帮助中国发展的更好，更稳定，更安全？

　　傅高义：太具体的事情我没有，但是我认为要跟外国搞好关系。我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后期，已经跟美国关系正常化，还有跟日本搞好，那个是和平的条约，做的很不错。还有一个全世界的关系，后来他跟苏联，虽然1979年在越南打过仗，但是以后他没有想打，他觉得跟苏联应该关系好一点，要是把钱买了太多的武器，会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容易提高。所以我想，现在比方说菲律宾，还有越南，还有日本的那些小地方，我估计要是邓小平现在还活着的话，要是他是领导，他会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跟别的国家搞好关系。

　　我认为要是中国跟越南、菲律宾、日本的关系，不仅仅是那三个国家，还有别的国家，澳大利亚、美国、欧洲，他们会怀疑中国将来要是武器更多的话，要是经济增长率也超过美国的话，那会做坏事，怀疑很多，我认为那个不必要。关于外交，我想中国跟奥巴马搞好关系，我觉得很不错，我非常同意奥巴马的做法。但是跟别的国家太紧张是不必要。

　　第二，我认为腐败的问题非常重要。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会看得出那个年代老百姓吃了很多苦，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很多人受批评太多了，要是你太严格的处理，人们不想做事。邓小平觉得为了发展，需要大胆的做，邓小平说我喜欢敢做的领导人，所以当时对小问题没有太严格。但是现在我认为情况改变了，现在很多老百姓对地方领导人的怀疑很多，要是腐败问题严重的话，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政治问题，我认为邓小平会这样分析的。

　　关于地方预算的问题，我认为现在问题太多了，我的理解是北京不用管理地方政府的资金的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很多社会福利问题，可以让地方做；但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北京(中央)应该管理更严格、严肃一些，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问：您觉得中日关系，中日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必然发生的战争吗？中日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走向？ 

　　傅高义：关于日本的看法，我认为，我个人的看法跟很多中国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为什么呢？我认为，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中国人跟日本最密切的接触是二战时期，所以看过日本的军队，那个军队的确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一个军队占领另外一个国家，很多问题我不觉得是日本的特色，我认为很多军队都做了很多同样的做法。我个人去日本第一次是1958年，二战以后，我跟日本的接触是二战以后的接触，我看日本人的确认为他们军国主义的事情是太坏了，认为他们的军队对老百姓太坏了。但他们觉得老百姓也不是想跟中国打，它都是要听话，要听领导的话。所以日本人二战以后他们的思想在改变，我认为是非常的希望和平，希望把经济搞好，不用打仗建国，而是用经济基础建国。他们的看法是完全改变了，所以他们对八十年代中国的支持也不少。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邓小平让日本的小说可以在中国流通，但是现在不多。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看二战时期的电影，当然他们对日本的印象太坏了。我有很多日本的朋友，不是因为美国是同盟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他们的确需要和平，他们二战以后没有派军队去外国打仗，所以我认为日本不是军国主义。1600年到1868年没有打过仗，270年的历史完全是保护和平，他们大概是1895年以后，1895年到1945年打了很多仗，那个时期，但是我不认为那个是日本人的性格的问题，我觉得是五十年的历史，我个人认为那个时期是过去了，要是中国现在把日本想坏，他们会改变，也会保护自己的，军国主义会恢复，但是到现在还没恢复，我是这么看。

　　关于费正清，我们的学者，他是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第一个学者，我是第二个学者，我是他的接班人，他主要是依靠历史的学习，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呆了四五年，二战时期在重庆看了很多景象。我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所以二战时期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经验，而是改革开放的时期我能去中国，跟中国朋友谈话，一起研究。我认为我们个人的影响的确不是这么大，他培养不少学生，还有一些议员也是他的学生，我的学生也有在比较好的地方，包括在大学。但是当官的时候他们不太听我们的，大概他们想走自己的路，自己已经有判断的力量。所以有时候他们也回来，我们可以交换看法，有时候会有，但是基本上是他们自己想，很可惜他们不一定是听老人的话。

　　问：我想问您一下，你怎么看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司法的建设上您有什么建议？

　　傅高义：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认为将来司法体系扩大了以后是好事，我想现在世界交流的很多问题，还是国内很多问题，要是太依靠个人的决定，要靠人决定的事，不一定是可靠的。我觉得法制是比较可靠，比较安定，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中国法律的制度应该扩大化，更具体化。很多事情现在是人能决定的，但是法律制度要是在中国慢慢扩大的话，我认为对中国会有好处。

　　(本文为作者10月14日在“中国企业家海外游学”美国班上的讲座，未经作者审阅，来源：中国企业家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