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家张国立。(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30日下午，著名艺术家张国立受邀出席“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活动并做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张国立表示了对中国电影的忧心，其称，根据WTO设定的规则，今年我国将开放电影市场份额给美国，这对中国电影产业会有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中国电影产业政策条件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将不会再给电影产业更利好的条件；第二，影片的议价权被美国片商掌握，包括我们内地片商都会跟国际谈判；第三，发行机制会由内在的机制直接变成围绕以美国电影利益为核心的电影机制，大方面看是文化领土的捍卫与征服，在经济领域我们则面临是否全面投降。

　　在其熟悉的电视剧领域，张国立同样表现出了对产业的担心。其称，收视率为王的现状，导致了电视台不惜一切的去模仿国外的节目形式，最大限度的扼杀了本土工作者的创造力和潜能。

　　张国立也批评了现行的电影电视审查制度，他以《来自星星的你》举例，“《星你》点击率超过22.9亿。如果这个剧在中国，审查剧目都通不过。为什么？穿越，我们不允许拍穿越剧。”，“我不反对电影电视选拔制度，衷心拥护，但希望这个选拔制度能够一视同仁，无论中国电影还是外国电影，大家在一个审查机构、一个规则下生活”，张国立表示。

　　张国立还透露，不会再接手春晚的工作，“因为这是特别特别难做的一件事。过去我没有在春晚深入工作过，也许还感兴趣。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它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演讲由金沙讲坛办公室与成都商报社联合主办。张国立先生是继王健林、单霁翔、刘永好、柳传志、李书福、王中军、宗庆后、王跃文、刘益谦、叶永青、毛继鸿等11位行业领袖后，又一位站上演讲台，分享他眼中的未来20年的嘉宾。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国立：非常热闹，没想到有这么大一个场子，人来了这么多，我原来以为是围一圈沙发，大家聊聊天，记者把聊天内容发出去就行，感谢大家，太给我面子了。

　　大家知道我是从成都走出去的人，每次人家问我“这次去哪儿”，我都说“回成都”。年轻的时候漂泊，17岁来到成都，用了20年娶妻、生子、离异、再娶一个成都媳妇。然后离开成都，去北京，生活了23年。为什么都走了23年了，还说“回成都”呢？其实这是一个感情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的夫人邓婕是成都人，更因为我最好的时代和最好的青春都是在成都度过的。岁数大了，我慢慢意识到，成都是我的精神家园。

　　商报给了我一个标题，说“我看未来20年”，并且给了我一个“我看未来20年”演讲嘉宾的名单，看了以后紧张得不得了，我不知道讲什么，这个名单里有王健林、单霁翔，他们讲的都是跟钱有关系的事；刘永好、柳传志，他们讲的未来20年还是围绕钱。王健林说万达的文化产业，自从中央提出文化产业大方向后，各地的文化产业真是搞得风风火火。 单先生讲“把紫禁城交给下一个六百年”，这也很有意思。

　　刘永好是四川人，我就不说了，我觉得他是有希望的。李书福，我们未来的汽车生活，大家都知道他的理念，他做汽车不是什么难事，他的理念对他的企业发展扩大非常有好处，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真的是把他的汽车王国做得非常好。可是我们今天中国的汽车，就说成都吧，二十多年前真没那么多汽车，现在我们的汽车太多了。

　　华谊兄弟王中军，我现在也是华谊的股东，他说要“开启大娱乐时代”，我认为这是很空泛的口号，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所以我在想，每一个人都是大人物、行业翘楚，我一个演员，再给我添一点能耐，导演、演员、制片人、一个艺术院校的院长，完了，就这么多。讲什么呢？我凭什么在这儿给大家讲未来20年，我也不能说我的企业做到多少多少个亿，我没有这个平台，也没这个能力。

　　我就讲我自己。

　　(掌声)

　　鼓掌的一定是我朋友。

　　(掌声再次响起)

　　40年前，我17岁时到了成都，在成都生活了20年，那时我特别爱这个城市，因为我从小辗转天津、北京、青海、陕西、河南，我父亲是修铁路的，随着他流浪，最后到贵州参加工作。在贵州因为普通话说得好做了报幕员，所以我在组织是有基础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但是我这个年纪的应该知道，那时候我们生活得特别快乐，很单纯。

　　我喜欢成都什么呢？

　　我喜欢成都人的淡薄、不急不躁，和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安逸的状态。我经常跟很多演员开玩笑，我说描绘你现在最舒服用什么词，有人说“好舒服啊，太舒服了，美啊”，我告诉你，不如这句话——安逸得板！(全场笑声)

　　安逸到什么程度？你就想想，这是他真实的一种状态，没有这种状态，怎么能说出这种词来呢？

　　我不喜欢争什么、抢什么、非要做什么，事情往往就是欲速则不达。你走得太快就难免忽略了很多细节，而这个细节恰恰是致命的。我喜欢成都的人文状态，那种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好高骛远，过好自己的日子。通锦桥那带，我就在那个地方，现在那地方也不繁华，对面有一个茶楼，我们周末看茶楼的人下围棋，听他们说金钱板，特有意思。还有扬琴，唱起来嗓子嗒嗒嗒嗒特别好听，也喜欢听川剧，我老婆就是唱川剧的。那时候我说的就是一种我看到的成都人的生活状态，没有什么特别有追寻，没有什么特别渲染，自然自在。

　　当我离开20年之后，无数次回忆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在找那种温暖的感觉，久违的温暖的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那就是一种人文的情怀，所以我说我爱成都是真心的。

　　在成都我生活了20年，离开了。不是因为没有发展，我当时是四川人艺的话剧演员，我觉得我当时境遇还是很不错的，我是西南文艺演话剧的演员，所以被人叫做“西南第一小生”。演话剧的时候受到过广电部的表彰，获得过四川青年精英的称号，立过集体一等功、个人二等功，而且我走之前还有小道消息说要提我当副院长，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当然只是小道消息，后面也没有提，只是我走的时候，领导摇头说，可惜了。(全场笑声)

　　离开四川的那10年是国家发展变化最大的10年，也是成都发展变化最大的10年，我自己发展变化最大的10年。中国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人民工作生活水平是中华民族一百年来最丰富最富有的时期，我在成都那时候是算着钱过日子的，说这个星期天吃了素椒杂酱(一种有肉臊子的面)，下个星期天只能吃小面(素面，没有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吃素椒杂酱，你下个星期就没钱了，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快乐。现在谁还会这样想呢？

　　这20年我的变化也很大，在成都拍《大生活》的时候，我在那扫地，为了不打扰周围的人，我们的镜头都是远远吊着在拍，我在那扫地是根本看不出来在拍戏的。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大爷，牵着一只狗，那大爷可能岁数跟我现在差不多，老大爷过来一看，“哟，张国立得嘛，你在这儿装疯迷窍的做啥子？”(全场爆笑)我在扫地，他说我装疯迷窍的。当然这话我知道是很善意的语言，意思是“你在这儿扫地爪子哦”。我小声说快走，我在这拍戏呢。“拍戏啊……好。”大爷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着我说，“张国立你龟儿子这几年发了哦！”(全场再次爆笑)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我是告诉大家这20年我发了，我比过去有钱了。我一直在经营一家文化公司，我拍了很多作品，我一直在想，像我们这样的50年代出生的人应该是有情怀的人，我们应该多出一点温暖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东西给大家看，不要让人觉得我们现在的人与人关系这么糟糕，我们一点温暖都没有。所以我也一直在坚持拍戏，每年都出两部，有时候是三部，马不停蹄。虽然今年60岁了，依然战斗在一线，每天工作15个小时，天天吃盒饭。所以比以前当然有钱了，而且拍了很多好的作品，话说应该是一年多以前吧，我还成了华谊公司的股东，也变成一个成功人士，不然成都商报要请我来，如果我不是成功人士，成都商报请我来做什么呢？(笑)

　　前20年，我们的收获更多，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这么高，这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通过以前精英们对未来20年的展望，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我就想讲几个不一样的想法。

　　“我看未来20年”，说实话，说真心话，说老实话，我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梦想，所以我说“我看未来20年”，告诉我们一个期望、一个梦想。我很想和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一起来期望未来，讲未来，就不得不讲过去。改革开放时期，有很多流行语，其中一句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还有没有人记得，记得的人举手……占1/3，说明今天来的年轻人多。这1/3的人跟我都有同样的经历，时间就是金钱，我们过去讲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这样的一个口号下，我们必须把经济搞上去。

　　我不懂经济，讲代价就讲文化市场。也许大家对文化市场感兴趣，如果你觉得我说得不到位，你站起来就走没问题，不会得罪我。

　　中国电影票房去年官方数据217亿，里面有不到40部美国电影，也就是说美国电影占不到一半票房，到今年WTO规定我们要开放电影市场份额给美国，我们是电影大国，但是不是强国。大在那儿？我们大在一块一块的荧幕像风一样生长，但是这不是内容提供商，只是播放平台，播谁的谁才是老大，放谁的谁才是老大。所以我们这几年呼吁发展起来的荧幕很可能会变成美国的电影市场。美国电影进入中国，中国电影产业会有严重的后果：

　　第一，中国电影产业政策条件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将不会再给电影产业更利好的条件；第二，影片的议价权被美国片商掌握，包括我们内地片商都会跟国际谈判；第三，发行机制会由内在的机制直接变成围绕以美国电影利益为核心的电影机制，大方面看是文化领土的捍卫与征服，在经济领域我们则面临是否全面投降。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形势，不是未来20年，就是眼前。未来20年可能想看中国人拍的电影有一点难，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饱和，都有一个度。天天大片，这样的蚕食，各国电影市场的兼并不是没有，我们早就应该看到。可我们没有，所以现在美国电影发行商，美国的电影演员，美国的电影导演，每一部发行的时候，他们把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发行重心放在中国。我们现在放不下身段，将来在这儿吆喝的可能就是他们。

　　电视和报纸是国家最能够打通的传统媒体，过去电视不是传统媒体，现在被归为传统媒体，因为网络改变了。各大电视台纷纷往娱乐节目上转型，选秀、真人秀、爸爸秀、妈妈秀……没看过电视台选秀节目的请举手？(只有寥寥数人)为什么？因为中国那么多电视台，全部做这样的节目，占满了我们的周六周日的黄金时段，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好像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节目形式都是他们花重金从国外电视台买来的成熟的电视栏目，无一例外。评委是中国人，台上表演的是中国人，但是这个节目的知识产权不属于我们。

　　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台不惜一切的去模仿？就是因为“收视率”，为了收视率，几年前我们传统媒体看到选秀节目很有创意，本土自主的，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节目最大限度的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和潜能，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只要结果的节目。我们也是一个电视大国，全世界看电视的人都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再说收视率，收视率成了他们的指标，必须高。搞不上去怎么办？作假呀，于是就开始肆无忌惮的作假。作假给两个人看，第一给领导看，看我们的收视率上去了。第二给广告商看，你看我们收视率这么高，你来投广告吧。

　　电影市场让美国人占了，电视市场让谁占了呢？肯定是韩国人嘛，我们再来举一次手，看过韩剧的人举一次手……(近乎全场举手)谢谢。今年我在两会上发言，我拿着数据说，我不反对电影电视选拔制度，衷心拥护，但希望这个选拔制度能够一视同仁，无论中国电影还是外国电影，大家在一个审查机构、一个规则下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来自星星的你》，写一个外星人，坐着飞碟——这样的戏在网络上播出，点击率22.9亿。我们中国的点击率超过1、2亿就得开庆功会了，说不定还得找点水军去刷一下才能过1、2亿。《星你》没有组织，点击率超过22.9亿。如果这个剧在中国，审查剧目都通不过。为什么？穿越，我们不允许拍穿越剧。

　　人是要有理想，但这不一样，我们生存环境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别骂我们的电影电视剧。我们撅着屁股干，别人不满意，我们好难，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就这样把市场都让给了别人。

　　有一次，我抗议黄金时段播韩剧，说了很多很多年。为什么？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是国家资源，我们不可以拱手相让，如果我们的电视剧用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方式能够输入到对方去，也在黄金时段同等播出，我举双手赞成。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在韩剧打入中国市场的初期，他们怎么把日本的电视剧给干掉的。日本电视剧他们很便宜的卖给中国，中国电视台觉得这个便宜，贪便宜，就不要咱们自己的戏，让日本的戏来播，他可以播广告，他就发了。韩剧更厉害，不要钱，而且所有的宣传他们管，不花一分钱，更大的便宜来了！于是没有人想到，这个时间是国家资源，文化的侵入它是潜移默化的，它不是真枪真炮的。但是你想，当家长说，这个孩子怎么一天到晚打扮得跟韩国人一样，这就是文化侵蚀和文化影响。我们现在文化的影响力在哪里？未来20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哪里？

　　我知道你们都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你们沉思了，就说明你这一刻站到了为中华民族着想的高度，这不是夸你们，真是这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行为去影响周边的人。我们都在乎自己的身体，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心灵该喝一碗鸡汤了。

　　前年我在成都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唱着活着》，有人看过吗？

　　写一帮川剧老艺人，县剧团解散后，突然觉得生活失去了乐趣和方向。他们自发地在一起，没有了年轻人就把自己的孩子叫来，我要把我身上的“玩意儿”教给你，学川剧，于是给农村的人，给那些老人们唱戏，拍他们的真实生活。有一段日子，班头找不到演出场子，他就找到一个负责人，他就希望那一个场子能让他唱戏，拥有场子那个人同意了，但是负责的领导说不可以。这个人就跟领导说，你就让我们唱嘛，我们唱的都是忠孝仁义礼仪廉耻的戏，我们又不脱，这个领导说还是不行……看到这个地方我热泪不断流，后来邓婕也看了一遍。因为邓婕是一个川剧演员，她的母亲也是有着同样经历的一个川剧艺人。那一年她母亲刚刚去世，我突然特别想拍一部电影，来纪念你母亲和这样的川剧界的前辈们，他们是这样的在努力的践行和传承着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于是我就找到了拍摄纪录片的导演，在成都两次交谈，他非常支持我，带着编剧就去体验生活，把剧本大纲拍出来了。找韩三平，他是中国电影的教父，我跟他认识也有三十多年了，我说导一个四川的戏，把大纲给他看，他一边看一边喝茶，我一直等他，我说怎么样，你说一下啊。他说你龟儿搞这样的戏，哪个给你排片嘛。他说的是真实的，就是你要拍这样的电影，没有哪一个院线愿意给你排。这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哪个出钱？

　　于是我的电影没有拍，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我应该为这些人做一些什么，我想去看一趟，但是因为时间没有去。前不久我和几位委员提案保护濒危剧种，中国各种地方小剧种一千多种，大概现在还剩600来种，其中70多种只有一个传承人，岁数很大了，如果这个传承人驾鹤西去，这个剧种也就从此消失了。

　　我希望在未来20年里，我们要有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要加大力度，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时代太浮躁，时代浮躁吗？不，是我们的心浮躁！

　　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幸福感和快乐感却是未见得是最好的时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很有钱，但是他不快乐。

　　所以我在想“未来20年”我们不要用钱来衡量一个人有多成功，而是以“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你快乐吗？”来衡量。未来20年，咱们一见面，谁说“有钱”我们都瞧不起他。

　　不久前我读过莫言一句话，感触很深，昨天专门抄了下来，读给大家听：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在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裡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来之前商报问我，说你讲演的题目是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个事，在重庆那天晚上我才想我的题目应该叫“慢下来”，和莫言的想法不谋而合。

　　发展还是要发展，要让人们过富足的日子，要让大家分享改革的成果，但是应该是更科学、更合理的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真的要一起抓。

　　未来20年，我希望不多，莫言可以用他的文学告诉人们，我和在座的诸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语言和行为告诉人们。

　　我希望未来20年，我们治理了污染，所有的城市都达标；

　　我希望未来20年，我们的食品非常安全；

　　我希望未来20年，我们都能遵守秩序，整齐排队是常态；

　　我希望未来20年，人人都讲礼貌，都是很谦让的君子；

　　我希望未来20年，公共场所不会发生爆炸，没有人毫无顾忌的打着电话脏话连篇；

　　我希望未来20年，我们看电影看戏剧，我们在群众场合聚集的时候绝不可能有手机的铃响；

　　我希望未来20年，没有人再讨论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

　　我希望未来20年，老人孩子上车肯定有人让座，他们不坐，我们就都站着，让他们不好意思，为了大家而坐着；

　　我希望未来20年，我们不用担心收视率是假的，因为我们讲诚信说实话；

　　我希望未来20年，我们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空气清新得让我们不用吐痰；

　　我希望未来20年，出国旅行团把自己的垃圾收拾干净，不会走到哪儿都刻字。

　　未来20年，我还有很多希望，感谢成都商报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讲出这么多话。我还有一个希望，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话里面，哪怕是有一句你是受用的，你就跟我一起来做一个接力，从我们成都开始，让成都商报告诉我们未来20年我们应该怎么做，谢谢各位！

　　(全场爆发热烈掌声)

　　现场问答环节

　　在演讲开始之前，成都商报面向全社会征集了许多读者向张国立先生的提问，许多读者发来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些关键词，和张国立先生一起探讨。

　　提问：您在成都生活了20年，对成都的评价和印象是什么？

　　张国立：我认为我人格形成和最好的时光全是在成都度过的，我在陕西、河南、青海，全国各地飘来飘去，从来没有一个归宿感，一直到成都之后我有了归宿感，成都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回忆和美好，我的感情、亲人，我的儿子也出生在成都。我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准备老了回成都，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成都人。在座的年轻人，等我老了回到成都步履蹒跚的时候，希望你们见到我摔倒了要扶我！(热烈掌声)

　　提问：和您合作的演员包括蒋雯丽、赵涛、刘若英等等美女，你对她们的评价是什么？

　　张国立：我做导演又做演员，美女演员对我是一个敏感词，因为大家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圈里这样那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尽管我合作了非常多的美女，蒋雯丽、赵涛、刘若英、徐帆，还有我媳妇，非常多，都是美女。所有美女都和我合作过，但是都没有什么事，我只跟一个美女有事，她的名字叫邓婕。我身上基本上有成都男人那种美德，我是一个耙耳朵，在家里面大事归我管，小事归她管，但是大事还没有发生过。(全场大笑)

　　提问：很喜欢当年您和王刚、张铁林三人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现在已经是第四部了，今后你们铁三角还会合作这个系列吗？

　　张国立：我们三个是好朋友，但不是天天在一起，可能过年过节发个信息就不错了。我们三个人追求不一样，王刚演和珅演过了，爱财，他已经进入收藏界，把有限的钱变得更多。大家看到他经常出席鉴宝的节目，把人家的都砸了，把他家的当宝，我估计他还在干这个事，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张铁林，大家看他就像演戏一样，一说话老是像皇上，但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画也画得非常好，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混迹于真正的书画艺术家的行业里面，自己也冒充书画艺术家。(全场大笑)

　　我们三个人讨论过纪晓岚的事，我对现在人们的喜好有点拿不准，过去我们拍纪晓岚的时候是没有拍好电视台等着播，我们不愁卖不出去，现在的剧都是“皇帝弟弟爱上嫂嫂”，都是这样的故事，我们拍不出来，因为我们也读了很多这样的历史书，皇帝弟弟爱上嫂嫂这样的事真不可能发生，那是作死，是玩命！现在都是这样的戏，而年轻人喜欢追这样的戏。

　　《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戏太好太经典，我们那时候是创全国收视率最高。但是我们说句实话，我们要再拍这部戏，害怕把钱砸在手里，这是一个市场需求的问题，现在是市场说话。有的时候这个市场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现在年轻的观众除了看韩剧，基本看皇上弟弟爱上嫂嫂的事，所以我们三个人合作无望。

　　我们三个人拍戏是我掏钱的，万一挣不回来怎么办。电视台不给排片，因为以收视率为重。大家都知道《1942》，我们花了2亿，拍了5个多月，我瘦了20斤，每天我跟冯小刚两个人都辛苦得不得了，真的是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在片场晕了，可是最后大家不看，不爱看过去的事情。冯小刚难过得天天哭，我说要不我把你给我的片酬还给你？(笑)

　　中国电影现在就是这样，叫座的电影哪有一点人文，哪有一点情怀，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恶搞，怎么搞笑，怎么作贱自己，怎么爱看，就是这样。

　　提问：作为演员，你怎么看待娱乐圈的一些绯闻和八卦？

　　张国立：现在的演员和我们这个时代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成名的方式太多，我们过去我得从跑龙套开始，一点一点演起，我到36岁才开始有一点名气，我始终认为自己会有出名的一天，所以我一直坚持。那个时候也没有找人拍我搏头条、也没有搞什么脱衣服的事，所以我成名比较晚。(全场大笑)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事，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成名，你能说什么吗？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就这样做了，没有人叫好，没有人在意。好东西大家就知道好，不好的东西大家就知道不好，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就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搏眼球。有人说现在是眼球经济，一点不假。

　　提问：如果今后央视春晚再邀请您，不管是当主持人或者是艺术指导或者是演节目，您还会接招吗？

　　张国立：春晚真头疼啊，如果是春晚的话我想我不会接招，因为这是特别特别难做的一件事。过去我没有在春晚深入工作过，也许还感兴趣。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它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它也真的是不可能达到，从晚会的角度来讲达到一个最完美的程度，有这么多的不完美，我们参与一次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春晚再找我，我肯定不去了。但是央视别的事找我，我不会拒绝的，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娱乐人物，央视是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媒体。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利用这个平台做什么，我不会。比如说我来这儿讲这个我很着急，人家找到我，我也怕讲不好，艺术人生这个节目找我多少年了，我都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今天我来这儿演讲千万不能让朱军知道啊……)。所以春晚咱就不去了。

　　提问：国立先生分享了他对未来20年的期望，在这里有没有对90后的忠告？

　　张国立：每个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家庭教育，离不开社会环境教育，我们要共同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孩子不光受家庭影响，还受环境影响。

　　我们应该怎样在未来的20年，让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国家、城市都变得更好，让我们内心变得更平和？所以我刚才建议，希望成都商报能做这样一个话题，不要老让成功人士来讲，要让大家都来讲“未来20年”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样的。我们确确实实养成了很多恶习，都应该慢慢改掉，我觉得可以身体力行，潜移默化。我师父叫我“张菩萨”我可能也做过坏事，老天是知道的，我怎么能是菩萨呢，但是他那样叫我以后，我知道我得用菩萨的这种心和这种行为和这种准则来要求自己，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菩萨，我们把自己做好了就能影响别人，我们不能像莫言这样写出很多好的文字，但是我们可以用身体力行去影响很多人，90后的孩子家长现在应该40岁左右，那他们也应该和我们一起，大家都把这个社会环境营造好，别老一天看韩剧，别老看美国电影，别老上网去点击脱衣服的。如果这一切都“干净”了，就不会随地吐痰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们空气好了，情绪好了，我们都产生不了痰了，所以我们不吐痰，我们要营造这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