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7日，著名艺术家叶永青与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文化创意界知名企业家毛继鸿出席成都商报“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演讲并做了精彩的对话。

叶永青（左）与毛继鸿（右）

　　以下为对话实录：

　　毛继鸿：各位成都的朋友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应成都商报的邀约，我跟“叶帅”(叶永青)在这里做一场关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对于城市文化跟“场所”精神的演讲。

　　我一直比较随意，所以一直在做视觉艺术跟创作的部分。开始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光头”(指向自己)，待会儿还有另外一个“光头”(叶永青)上台。

　　我从一个设计师到现在成为一个时尚与文化结合的人，他(叶永青)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创作过程，包括对于“城市、场所、精神”的认识。作为艺术家，他(叶永青)从事的是以美育、绘画、创作、思考的一个职业，我作为时装设计师，或说时装企业从业者，可以说我们都是在做一项美的事业。

　　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我基本通过“例外”完成了一个设计师要与社会沟通、对话(包括自身角色转换、品牌创建)的过程。这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自我完善的过程。

　　1991年，我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可能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服装学院的毕业生。对于服装设计师而言，从入校就知道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全世界10件衣服中有1件是中国生产的，但没有1件是中国品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却没有自己的品牌。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创建一个品牌，是努力奋斗的方向。

　　当然，通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2007年、2008年)，我们在巴黎发布了自己的艺术品牌，真正地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不仅可以为世界做衣服，同时也有自己的创作力，也有自己的创作语言，也有自己的时装语言文化。这次发布会，赢得了法国报纸的头版，也赢得了巴黎高级时装工会的高级时装邀约，也赢得了荷兰王子基金的艺术大奖……这些都是设计师一直努力想达到的——发出中国人自己的设计“声音”，表达这个领域里的角色。

毛继鸿

　　“方所”在广州开业已经两年半(2011年，毛继鸿创立的“方所”开在了太古汇这个广州最高端的商场，这个占地1800平米的空间是书店、美学生活用品、服装、展览空间与咖啡的复合体。)，这是我们的第二大事业。我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因为它占据了大型百货公司购物商区里最好、最大的位置，和国际一流品牌并排。我力求让大家知道，国外的奢侈品品牌来中国商场时，其实是这些百货公司，或者说购物商场的人给出特别低的价位，让它们占据好的位置，这其实是非正当的竞争。我们不是LV，也没有百年历史，但我相信人人平等。所以，我想建立一个非西方语境的东方文化空间，所以我建立了“方所”。在广州的太古汇(位于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顶尖的购物商区里边建立了东方人自己的空间，它只比LV的面积少了30平方米。接下来，这里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的价值观被西方的价值观“绑架”。

　　在创办这个空间之后，两年内吸引了450万客人，包含各种各样的创作文化人，他们和整个城市的民众分享创作经历，在商业层面上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尊重”。2012年，我们获得了全球零售业大会的最佳商业空间大奖，这是中国企业跟中国品牌中从未有过的，甚至连提名都没有。因为，要得到这个奖，必须有一定的设计性和艺术性，这个提名是非常难得的，更难得的是拿到了金奖。再后来，我们创建了一个扶持亚洲年轻设计师的品牌“YMOYNOT”(EXCEPTION“例外”旗下的一个品牌，目标顾客是那些青春飞扬的时尚女性)，和著名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先生一起为推动亚洲的年轻设计师成长和发展。

　　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想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一生下来就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希望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也希望通过美誉影响更多的人，同时带领更多的人去影响这个城市。我是一个实践者，不是一个理论家，所以讲不出来太多深刻的理论。我只希望创造一个空间，能使这个城市，这个文化沙漠，摘掉没有文化的帽子。在“方所”开业大概一个月左右，我真被所有的顾客感动了。其实，这个场所如果不怎么赚钱，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到“方所”来的人，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感动，给我的冲击，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满足了。所以，今天要讲“场所、城市、精神”，还得需要另外一个“光头”，我的好朋友“叶帅”叶永青上台分享。

叶永青(左一)

　　叶永青：成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城市，有很多艺术家朋友，还建立起了很多关系，都跟这座城市有关。

　　这里是我所见过的，拥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有这么多年以诗歌、艺术和生活立世的地方。如果要说场所的话，我认为成都的场所，最有灵魂的就是杜甫草堂。像草堂这样的地方，它是一个诗人当年生活的场所，但这个场所变成这个城市文化上的一种“魂魄”，这个“魂魄”是不死的。虽然，这个诗人很早就离开了我们，但是成都拥有杜甫草堂这样的空间，有这样的场所，这就有了基本的尺度和度量。换句话说，再俗也俗不到哪儿去。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像“幽灵”一样的东西，这个“幽灵”就是精神，而这些精神其实是和这些场所有关的。

　　30年以来，成都给世界，给中国贡献了一系列很辉煌很耀眼的事迹。那么多优秀的诗歌，那么多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他们是一个个见证者、参与者。这么多年来，它慢慢营造起一种前仆后继的精神气场，不断涌现的艺术创作者、实践者、收藏家等一系列的人物，能够在这个城市出现，建立起有意思的场所。比如“小酒馆”“白夜”，这都是我身边的朋友活动的场所。

　　就我个人而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家乡在云南，昆明是我从小生长的城市，我20岁以后一直在四川美院当老师，通过川美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创作交流，有各种各样的观察和体验。

　　走了那么多地方后，我回到家乡昆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原因很简单，因为家庭，我的女儿。她当时很小，我希望能有很多的机会和她在一起生活，陪伴她成长。昆明，曾经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在远离家乡20年后，我觉得我回不到自己的家乡了，很多东西很陌生。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世界各地，做展览、做活动、做交流，始终是“在路上”的情境。我回到昆明，会把外来的东西、外来的影响带回自己的家乡，改变自己的环境。但是，当时的昆明是非常平静的城市，甚至在文化上非常匮乏，尤其是当代文化。所以，我有一个冲动，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我自己的地方)。当时，找到一个工作室，是一个废弃的空间，我和一个成都的艺术家一起建立了“上河会馆”，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比较早的艺术场所，那个时候像北京圆明园等其他地方也有过类似的艺术家聚集地。但是，艺术家的聚集地其实是一种工作和生活结合的场所，解决工作、生活的问题。以前，没有“自由职业”这样的称呼，所以在北京大量的职业艺术家被称为“盲流”，没有今天这样的待遇。

　　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是处于漂泊的状态，我希望能够给自己和女儿找一个“家”。但是，这个“家”是一个放大的家，需要一个大的客厅，把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喜欢的环境带到这个“家”里。所以，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被分享的家园》，想表达的是把自己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体会、见识浓缩在一个小小的场所里。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艺术家的自营空间，这个空间既包括了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同时也包括了一种向公众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个城市居民，可以来到这样的空间，买一杯咖啡或一杯茶，艺术就成为他的背景。所以，它既是你的茶馆、咖啡厅和小的西餐厅，同时也有画廊，有艺术家的工作室，有像青年客栈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关系里，慢慢酝酿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开始居留。

　　我遇到一个情况，很多策展人、批评家和收藏家开始来到昆明，但是没有工作室。在成都，很多有名的艺术家(周春芽、张晓刚、何多苓)，他们在沙子堰买了自己的房子，在家画画。在昆明，艺术家没有这么好的环境，经常在狭窄的环境中创作，最宽的地方是自家床上。所以，这些艺术家们经常在床上谈论收藏作品，这个景象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艺术家是非常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生活习惯的。所以，我们当时找到昆明废弃的工厂时，就去跟厂长谈怎样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一种闲置的空间再利用。这是用旧工厂改变成一个艺术主题社区最早的实验，差不多是在1999年。

　　我们说的场所(包括艺术区)，什么是艺术区，什么是有精神性的场所？我们一直在讨论。以往，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艺术家的聚居地，我认为它还不是一个艺术区，艺术家的聚居地只是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场所，比如早年的圆明园艺术区，早年苏州河旁边和上海也有艺术家利用工厂在里面画画，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艺术村”的概念。真正的艺术区需要提供更有意思的功能。第一个能够把这个概念做出来的地方是昆明的“创库”(创库艺术主题社区)，这个主题社区就超越了以前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区域和生活区域，它是把艺术的生产和艺术的消费和城市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跟都市文化联结在一起的优质生活，这才是艺术区的功能。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延长营业时间”概念。我们所说的城市都是8小时工作制，8小时上班时间，想要时间被延长只有在夜店。但只有简单的酒吧空间，是单一的文化城市。所以，艺术社区还要提供出文化设施、文化空间，还包括艺术机构的聚集。当聚集到一定数量的时，会爆发创造出这个城市另外的延伸，我们叫做文化时间。这个跟休闲产业，跟创意产业密切相关，基本是联结在一起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给城市创造了新的夜生活。现在成都慢慢地有这样的一个雏形，但是还是有距离。我特别期待，像“方所”这样的空间能够进来，能够变成一种有都市性文化品质的资源。我们所说的场所，是居住。后来它里面开始有内容，尤其是跟一些有创意有文化的艺术家们的生活相连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不可复制。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空都有一个特定的语境和对话，我和毛总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对话和这样的一个场所，拥有这样的一个穿越时空的场景和大家分享聊天，这样的场景其实是不可复制。但是，文化上的价值和文化上产生意义，其实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塑形的。

　　毛继鸿：我对广州很熟悉，我知道这座城市的问题在哪里，也知道它需要什么。这座城市，大家认为比较忙碌，比较实际，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对于广州的创作群体来讲，最多的是新闻人物，就是媒体新闻界的，有《南方周末》《新周刊》，这些非常前卫的媒体人，有很多出自于广州，但是都离开了广州。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也捏了一把汗，因为当时我们开业的时候是“光合作用”在北京揭业的时候，它揭业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开的业。当时我问的最多问题是怎么维持下去，是不是能在书店的基础上面一直往下走？大家对于我们是否能成活很担忧。其实这个场所建立之后给了我们回应，我相信人对于知识、对于温暖、对于很多面对面的互动、对于体验、对于文化和艺术上面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网络完全可以结束的。我当时就很希望它变成作家的家园，变成文学家的家园，因为我基本上接触的都是艺术家跟电影导演或者是设计师，对于文学家这块，我接触得比较少。后来通过两年多时间跟很多文学家形成朋友的关系，后面会发现每一种创作都是每一个个体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阐释，或者说去构造一种新的生命出来，这个就是完全需要有一种个性和创作力在里面作支持，这种回应其实我认为任何的一个创作人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拿到成都的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忐忑，也有很兴奋。其实说老实话，我来成都大概有十几二十次，上一次来的时候才去了杜甫草堂。因为在我前面的15年时间里面，基本都是在工作，我去得最多的是商场、机场跟酒店，对于这个城市真正的面貌并不了解。但是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认为成都人特别会享受生活。上次回来看的时候，在杜甫草堂呆了三个小时，又在旁边的青年艺术家俱乐部那里吃了一碗担担面，我觉得特别开心，比前晚上他们请客吃的高大上的东西生动。后来我听朋友说，成都人一出太阳就出来晒太阳，放下工作也要晒太阳。真的让我很羡慕，特别像欧洲人说：今天是我休息，反正到5点钟我必须下班，我不管你的工作怎么样。享受生活，享受生命，这个让我想到林语堂先生所描述的中国人，是那么自在、那么自足、那么自由，这是我对成都人的一个特别粗浅的感受。

　　我也跟很多朋友在聊，中原文化对于蜀国文化永远有一种神秘感，因为我很喜欢苏东坡。我的老家在湖南，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文人都葬在我们老家，我们家门口是汨罗江，大家都知道谁死在汨罗江，我们那里有一个杜甫墓，就是杜甫最后生病去世的地方，就在我的学校跟家里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但是对于文人的这种情结，在我内心里有特别特别强的感觉，需要去重新找回来的。因为我不喜欢皇族，我也学过民间，我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主要靠士大夫来支撑着整个国家。在全世界靠知识分子在支撑着整个系统的时候，其实我也希望中国应该是以良心跟知识作为本位，或者说以人文关怀作为本位。所以我想到乌托邦，我希望“方所”走出来的第一个点是成都，也是希望能跟成都人一起筑就那个桃花源，筑就那个我心目当中认为的乌托邦。

　　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书本、知识、阅读、文化、艺术这一切的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是让我认为人生最有意义，最精彩的部分。因为可能我跟其他艺术家都一样，我们这一代，我们比“叶帅”晚一代，就像方力钧、毛燕都是一代人，对我们来讲知识扑面而来。我们为什么做书店，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在这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例外”的VIP，我们“例外”的粉丝。因为做了15年“例外”，确实赚了一点钱，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强的分享的想法，所以我找到了书这个载体，知识这个载体，来作为我一个很重要的分享载体，所以也希望这个乌托邦，就像我小时候对于知识，对于文化艺术的这种热爱，一直保持着那种梦，保持着那种对于现实跟非现实之间的一种理想。所以我希望我们走到这一站的时候，可以分享到成都的体量要比广州的体量大一倍多，面积上面大一倍，在空间上面也大一倍，在高度上面也大一倍，我想成都是有这个能量的，是有这个容量的，我也希望我自己认为的自在、自由、自足的成都人的生活调子不被影响，因为这个调子是这个时代很难得的。我上次来成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有成都人那么热爱生活，没有一座城市的人们可以真的去享受阳光，可以去那么慢地生活，那么自由地生活，这种自由其实是我很羡慕的。

　　我想“方所”这次来到成都，它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共创一个完全不同的，或者说有一点大家互动的，没有侵略性的一个场所，这个场所是平等的，因为我做“方所”的初衷就是想把那个用钱去衡量是否能够进到这个公共空间的这种愿望、这种尺度打破。因为现在去广州的太古汇，如果你不是腰缠万贯，你肯定进不了LV的场，其他的店铺可能都会衡量你钱包的厚薄，衡量你是否能进入这个场所。我女儿现在2岁半，她自己可以挑书了，我的记忆当中我自己是6岁可以挑书，我想从儿童开始他们就是和很自由的、知识的、文化的，带有一定艺术性的空间一起去互动，一起去养成另外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这就是我把“方所”带到成都来最重要的初衷。因为成都人在阅读量上应该是全国排首位的，可能对于生活品质和品位追求上面也是排首位。我15年前做奢侈品品牌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成都作为全国第三个愿意要去测量的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我真的很惊讶，后来认真去看成都，因为我们本身也在成都有店，也看到它的消费能力跟他们的生活品质，这是示范性。我也希望把全球全世界的价值观带到成都来，跟成都进行互动，将这生活型的文化产生出更强烈的互动，使全世界的文明和思潮能跟成都人一起酿出五粮液出来。

　　叶永青：来成都做“方所”的时候，我当时说选成都真的是特别对的地方，因为这座城市很有品质。毛总的“方所”就像他一开始介绍的一样，他希望自己的这个场所和这个空间能够在太古汇这样一个顶尖奢侈品汇集的、世界众多大牌云集的地方，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地方，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和这样的一个场所，能够让人在这个地方多停留一下，而且不光光是为了显示自己多有钱、多有物质存在，而是让这个存在也变成一种享受，另外的一种享受，选成都这座城市就是对的。

　　毛总刚才说到晒太阳，成都人就是喜欢晒太阳，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喜欢吃东西，这是成都人的性格。成都人做事情举重若轻，成都人说吃一点东西，但是你去看，盘子都要吃翻了。重庆人说吃东西，就把这事情说得特别狠，而且说得很厉害，就是“吃惨了”，把事情说到很了不起，但是成都人不是这样的表达。成都这座城市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能很轻松地用毛总刚才说的自在自由的方式享受生活。像“方所”能来到成都，就是重新在探索广州之外的空间能够给当地带来的东西，而且这座城市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让人引以为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

　　【观众提问】

　　提问：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了投身艺术，但很多人奋斗了很久都默默无闻，有些有才华的人甚至选择了转行，请问您对这些有志从事艺术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叶永青：艺术当然是和名利能够联系在一起，但是能够做艺术家的人，我觉得他在多少程度上是能够超越名和利，很多人不能成为艺术家不在于他没有才华，也不是他自己没有绝技。我自己做美术学院的老师30多年，从我手上毕业的学生上万人，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但是最后真正能成为艺术家可以说少之又少，98%都不到，1%~2%的人能够持续，所以我看学生是看他毕业五年以后还和这个行业有没有关系。但是学习艺术是终身受益的事情，学习过艺术和没有学习过艺术当然不一样，但是学习过艺术不一定能成为艺术家，但是在学艺术这条路上走到底走到最远的人一定能超越名利，而不是名利能带给他金钱他就做，不能带给他他就转行，其实是聪明之举。但是，艺术有时候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甚至是有点傻有点痴有点苦的人能做这一行，所以坚持和耐心更重要。

　　主持人：有大量进入艺术创作领域的年轻艺术家，从现实角度来讲最终走下去的不多，对他们你有什么建议？

　　叶永青：一方面是坚持，艺术同时也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事情，艺术家是什么呢？是一个表达者，他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交流的环境，这个交流的环境除了自己的创作，其实是要跟人对话，跟人交流的，这个对话包括艺术系统本身。艺术家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一方面是孤独的，同时他也是把自己放在和别人合作的环境里面。比如和画廊合作，和艺术机构合作，要倾听一些批评的声音，也要乐于把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回馈社会，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人会成长，艺术家的过程，或者艺术的终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寻找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我们叫做寻找自我，但是自我实际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婴儿的自我和我这样50岁人的自我不一样，就是因为跟社会有很多的磨炼、对话，很多的悲欢离合，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建立起他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才是真正能够跟人打交道的世界。

　　提问：从以往在小众圈内“默默发展”，到如今被更多大众所得知，“例外”的风格、品牌和发展策划在这个变化中有没有随之改变，还是坚持过去的风格？

　　毛继鸿：我觉得是更加坚强了，因为责任可能会变得更大。现在具备更多的资源和能力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应该会回到最初的原点考虑。把“叶帅”的画和国际大师的画挂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精气神不能低过别的品牌，要么就会被压垮，如果你习惯模仿，习惯山寨的话，其实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神、魂，也得不到尊重，更代表不了这个国家和全族真正的生活方式、它自身对于美的一个变化。

　　提问：由李亚鹏发起的COART亚洲青年艺术节在丽江举办了多届，您也是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同时，作为云南人的您，每年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大理生活，也给学生在大理开了一堂课叫“乡村田野调查”，您为什么如此眷恋乡村，大理现在是一个旅游城市，还会有乡村的感觉吗？

　　叶永青：首先我说上课的事，我现在还是四川美院的老师，还要上课，现在更多的时候我的创作和工作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大理，我希望能够在大理多呆。大理是我妈妈的故乡，大理虽然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历史文化名城，最有价值和最有意思的关键词还是“乡村”这两个字。我希望自己在大理开一个课，我开一个乡村田园调查的课，就是我自己的课，我这个时候不是老师，就是一个组织者，我带着学生让他们看看深山野庙，看看乡间习俗，看看奇人异士，看看乡村的劳动和今天农村的变化，今天的农村在飞快消失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见证者，也作为观察者。我是给学生们打开一个窗子，让他们看到乡村，让他们用一把尺子衡量今天的生活，这是我的初衷，这是我的乡村田野调查的初衷。丽江艺术节也叫乡村艺术节，在一些生活空间里开展的，包括音乐、诗歌、艺术在乡村里开展的，好像一些原来属于城市化专业的东西能够在乡村展开，这些东西和这样的目的是让我们今天中国的乡村更有力量。乡村是一直在下沉和消失的过程，包括刚刚问题里提到的乡村是一直在消失，它变成很多城市，但是在我看来，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面都还是有一种，如果去到大理这样的地方，还是能够感受到我们所说的乡村实际上是一种乡村精神和乡镇主义这样的东西。在大理，很多人还是每到节庆都要早上起来敬天地、烧一柱香，人不能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管完。乡村里一些大妈，我们看起来不太有文化的大妈就是最管事的，要管天管地，要管小孩出生，要管人死了，你到了乡村，觉得这个地方它还是人有“灵魂”的地方，是灵魂可以安放，灵魂可以入土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乡村可能永远是我重新看今天看世界的一把尺子。

　　提问：“方所”于2011年在广州太古汇成立，创立的想法最初来自什么时候，又是基于怎样的考察和定位思考，“方所”最终成为现在的模样？

　　毛继鸿：很早以前，我们认为对于书籍的选择、音乐的选择、每样产品的选择，都有一种自己的审美在里面。最早的时候，在2002年的时候就在广州开过一家店铺，就是“例外”最早的一个旗舰店。对于我们做设计的人来讲，他希望去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环境，包括生活用品，包括生活空间的初衷。“方所”开的时候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例外”生态店组合的商业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在2009年的时候，我跟当时的诚品(书店)的一个总经理(他离开诚品之后)一起筹建了两年，2011年年底成立。可以说边吵边闹边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香港的艺术家，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品相，其实最终大家都会服从整个大标志，我们希望给城市一个东方美学的文化空间，就这样，最后形成。

　　主持人：成都出现的“方所”是不是和其他城市的又有不同方式的呈现？

　　毛继鸿：对的，“方所”永远不会复制它原本的样子，我做事情，如果做重复的事情是非常无聊无趣的，每个东西对自己前面的事情都应该有一个超越，才能对得住生命本体，这是本原的关系，所以每个“方所”会完全不一样。成都的“方所”，我拿到我们的设计稿跟很多人分享，包括欧洲的创作人，大家分享，都特别期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来到成都。

　　主持人：中国好多搞艺术的都是光头，包括方力钧、张晓刚，叶老师能不能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叶永青：我先声明我是最早的光头，我个人的光头是因为方便，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到国外去，语言不太好，但是要走遍世界各地，走遍世界各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烦恼就是理发，过一段时间头发就长了，所以我就留短发，后来就剃光头。光头很有意思，它是没有身份的，你也可以说是最时尚的，毛总可以作证，很多时尚界大腕儿是光头，但是我不是追风，但是你一旦成为光头就再也不愿意回到有头发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用刀片在头上划，方力钧有一句话说：刀片在头上划过去像春风吹过去一样，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风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