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商学院作为第六届“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年会”的联合主办方和承办方，特意邀请多位海内外学者共话新情境下的中国管理研究。6月20日，《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Review)杂志主编、杜克大学Arie Lewin(乐文睿)教授应邀接受了此次年会新闻组成员、人大商学院学生记者的采访。

杜克大学Arie Lewin(乐文睿)教授

　　人大商学院(以下简称RBS)：Lewin教授，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您也多次来到中国，甚至还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文名字。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您关注中国管理问题并推动中国管理研究？

　　Arie Lewin(以下简称AL)：的确如你所说，我对中国和中国管理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来过中国，并对中国企业有所了解。当时我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的成员，来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也就是后来柳传志先生创办的联想企业，对中国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发展有了最初的了解。对我来说，类似这样的新兴企业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在杜克大学，我也经常讲授国际商务等课程，并曾带领多个MBA学生团队访问中国，对中国很多城市的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的长城、西安的兵马俑，这些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淀下的奇观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RBS: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您对中国的这种发展有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AL: 其实我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中国经济和社会所经历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领先于世界，但遗憾的是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这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中国仍然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追赶者的角色。我注意到一些学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往往拿当前阶段的中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这事实上违背了研究中的情境可比性：我们需要考虑各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背景特征。

　　RBS：您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有着怎样的看法？

　　AL：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研究者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其基本假设就是中国管理现象与西方有不同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追溯到西蒙的经典研究。在西蒙看来，人是有限理性的，而有限理性决策的结果就是人们按照满意原则而不是最优原则来决策和行事。在我看来，在有限理性这一点上人类都是一样的。如果中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有限理性这样的基本准则上表现出与西方同类的差异之处，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讨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基于这些基本准则来比较中西方的组织和员工，我们会发现共性或许要多于个性。当然，在具体的管理手段上，中西方组织必然会存在一些差异。

　　RBS：您对学会的本届年会有着怎样的印象和期待？

　　AL：我觉得这次会议的规模很盛大，参会人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会议的全球化程度也很高，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们都参与到会议的交流中来。虽然我没有参加太多的论文报告，但根据我听到的几个报告，我觉得这些论文的研究问题都非常有趣。这些文章在修改后也有潜力成为更好的论文。对管理学者的期待，我想一方面学者们要清楚地区分针对研究问题进行理论化探索和基于数据分析开展研究这两种不同的路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包含很多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举例来说，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企业向灾区进行慈善捐赠，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否仍然在继续？如何存在？在美国，类似的慈善捐赠十分普遍，社会也有一套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公司做慈善。而德国的捐赠活动就与美国的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环境下的慈善捐赠，或者在更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又会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这是十分有趣的研究问题。

　　RBS：作为MOR(组织管理研究)杂志的新任主编，您对MOR的潜在投稿者、尤其是中国管理研究学者们有怎样的期待？

　　AL：对中国管理学者来说，他们当前面临的评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开展高质量的管理研究。目前的考评体系是一种对文章进行简单计数的方法，对文章的质量评估重视不足，这使得一些学者不得不拼凑文章或者进行小规模的研究。从MOR的角度来说，我们新一届编委会力图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变革：一是MOR不再仅仅关注中国，而是关注更为广阔的新兴市场情境下的管理研究。我们相信，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十分相似的挑战和问题；二是我们将更加强化MOR的导师机制(mentor system)。我们将通过对编辑、论文评审人和作者们的培训，更好地实现MOR的使命。具体来说，我们会着重提升投稿的多样性。我在《组织科学(OrganizationScience)》和《国际商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担任主编的经历告诉我，只有当投稿主题具有充分的多样性时，期刊的影响力和水平才会得到提升。很多时候，编辑和评审人很难预先判断出某一篇文章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多样化的主题来源将提高发表高质量的文章的机会。此外，我们将会对评审过程做出改变，具体包括三类变化：第一，每一位高级编辑一年审理的稿件不超过10篇；第二，每一名高级编辑可以推荐6名评审委员会成员，组织一个编辑团队；第三，每一位作者在投稿时，可以推荐2名高级编辑和评审人。编委会将结合作者的推荐意见作出决定，使得作者的投稿可以得到领域内最相关学者的审阅。在评审过程中，我们将要求作者作出更全面的思考和解释，例如，对于分析结果，作者需要深入讨论其他可能的、竞争性的理论解释。而当统计分析发现自变量只能够解释因变量20%的变异时，作者需要讨论余下80%的差异可以通过哪些理论解释。

　　RBS：最后，请您谈谈对于中国管理教育创新的看法。

　　AL：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商科教育不断受到人们的批判。管理教育看似开展得成功，但在贡献管理知识、帮助企业解决管理实践中的新问题方面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国的商科教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现在大多数的商学院要求MBA学生写作硕士论文。实际上这一做法既给学生本人带来了负担，也令指导老师们疲于应付。另外，中国的商学院近年来纷纷在追求国际化，包括向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商学院学习，积极申请通过AACSB认证等。然而，一味地向西方模式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商学院的多样性，使其同质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允许和鼓励一些商学院进行试验性创新，引入更多的学院间的竞争。这一点在美国的商学教育中有参照性的例子：我们有不同的大学，不同类型和侧重点的商学院。因此，一些商学院在管理上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可以进行管理教育的创新。

　　(注：感谢新闻组罗文豪同学对本文的采写。本文根据Arie Lewin教授接受采访时的实录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