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年会”于2014年6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承办,参会人员已达到1200余人,创下历次参会人数新高。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管理教育要在哪些方向上进行发展与创新?
Blair Sheppard:第一,中国商学院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也面临相应的发展问题。比如,不同代际教授们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紧迫,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中国的商学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当不仅仅着眼于当下,而应该立足于未来长远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管理教育在变革创新时既需要直面实践,也需要具备战略的眼光。
第二,我们大大低估了当今世界变化的速度,在反应速度上已有所滞后。我们仍在试图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事实上世界正在疾速地变化着。因此,我们应有充足的紧迫感。
第三,最好的实践性教授也是最好的理论家,而最好的理论学者也一定是对管理实践最有洞见和反思的人。如果你不是好的理论家,你也无法很好地理解和指导管理实践。如果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与管理实践毫无关系,那最好就不要去做。如果管理研究真正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则一定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当然,在管理教育变革的进程中,还有许多权变的因素,比如师资因素、学生因素、制度因素、管理因素等等。管理教育的变革创新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努力,而非单方面的力量就可解决。对商学院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充分调动起校友的力量来解决很多问题。对一所大学来说,真正全身心关心大学的人就是校友群体。
如何看待中国商学院在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并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管理教育趋于同质化,缺乏足够的多样性?
Blair Sheppard:为了获得社会认可,中国的商学院确实存在同质化的趋势,变得更加相似。实际上,中国商学院应该找到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做更好的自己,这比向其他人学习来得更好。我们不应仅追随其他人的模式,而是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模式。
管理教育的创新
Arie Lewin:教育机构是一个很特别的机构,对其的评估也有各种不同的系统。我不太关注学校组织等问题,怎样学习应该是学生自己的责任。我发现在日本、新加坡还有中国存在许多系统的程序性方法去教学生怎样记忆。事实上我对这种硬性的记忆的学习路径并不认同。我希望学生能具备更多的创造力、以及将知识整合的能力。学校的“考试机制”并不能激发学生的能力。
Martin Muff:一方面,商学院应该努力成为研究者、学生、利益相关者等各类人的发展平台。社会上对于商学院的批判,往往是由于商学院对于社会重大问题没有做出太多有益的帮助。因此商学院教育应该考虑如何帮助社会解决关键问题。这就要求商学院不仅要关注教学问题,也要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商学院应该考虑如何影响上级主管部门。各类管理规定出台的意图都是积极的,是为了促进某些目标的实现。而这一过程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往往都在预料之外。中国的商学院应该努力使主管部门认识到现有的管理规定已不再适应环境的变化,无法完成其最初创立的意图,甚至会成为实现目标的累赘。如果大家都致力于某一目标的实现,那么管理政策的变革也就水到渠成了。
(注:感谢新闻组成员陈思洁、罗文豪三位同学对本文的采写。本文根据对被采访者的谈话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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