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人口的基数和全球最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正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劳工问题。这些问题持续地受到社会学家、管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积极关注。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边燕杰

　　6月21日，本届年会重点议题之一的“中国的劳工问题”主题讨论会举行。本场论坛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边燕杰主持。主讲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顾问委员会主席郝令昕、罗格斯商学院副院长南茜·迪托马索(Nancy DiTomaso)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教授、伦敦经济学院雇佣关系与组织行为教授萨瓦什•库瑞威拉(Sarosh Kuruvilla)。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

　　蔡昉教授首先带来了题为“中国青年劳动力市场”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人口增长的放缓结束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继续扩大了城市领域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劳工短缺以及工资通胀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和劳动人口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这两个转折点使得中国经济到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和新古典经济增长并存的过渡阶段。伴随着中国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却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蔡昉教授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现在劳动力市场上高教育水平者和低教育水平者的工资出现趋同性，但是职业教育不能代替大学教育。如今的世界变化莫测，我们不知道将来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现在我们从事的很多工作，十年前也并不存在。大学是教授给人学习技能的，这才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技能。”蔡昉教授最后呼吁，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就应该出面管理，应该大力投入教育，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顾问委员会主席郝令昕

　　随后，郝令昕教授从“流动性”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的主题为“中国城乡劳动力在空间和职位上的流动”。郝令昕教授认为，过去四十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大量农村劳动人口的外溢，使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分离。过去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城市劳动力空间或职业上的流动，却忽略了新存在的二元性。因此，郝令昕教授与她的同事在这一方面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调查。她们发现如果学者能对劳动力流动性这一问题作出调查和解释，将对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

罗格斯商学院副院长南茜·迪托马索（Nancy DiTomaso）

　　中国的“关系”文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南茜·迪托马索教授的研究表明，西方也有“关系”。在以“比较社会资本在中美劳动力结构中的作用：社会网络与机会探寻”的主题演讲中，南茜教授指出，美国尽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求职者在寻找工作时同样需要依靠朋友的推荐和帮助。这种额外帮助的价值也会随时间而增加。人们会不断扩大他们的接触面并积累经验，从而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在个人主义的文化框架下，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人生的成果源于辛勤工作等内因，尽管他们强烈地依赖着自己的社会资本。很多受访者声称自己支持“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但是在他们找工作的过程中却运用了不平等的策略。南茜教授认为，现有研究“歧视主义”的重点大多在于个人内部动机，忽略了“社会网络”这一特性。现实情况是很多白人宣称自己没有“歧视主义”，但却在职场上更多地帮助白人。这就间接导致了黑人被推到一边形成孤立的局面。南茜教授认为，美国的研究发现也适用于中国。她正在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对于中国的求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国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教授、伦敦经济学院雇佣关系与组织行为教授萨瓦什·库瑞威拉

　　最后，瓦什•库瑞威拉教授同参会者讨论了“中国工人罢工”等相关问题。他的报告主题是“劳工抗议和集体谈判”。萨瓦什教授认为现在中国工人的抗议活动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与早先以防御性为主要形式的罢工不同，2008年以来的中国工人罢工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得到雇主的尊重。萨瓦什教授用 “政治进程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劳动力短缺、新劳动法的出台以及对媒体的开放性等都给了工人们“利好”的信号，使他们认为自己有了谈判的砝码。基于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集体协议的分析，萨瓦什教授发现集体谈判虽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扎了根，这就对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为未来制定适当的劳动关系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感谢新闻组成员陈思洁同学对本文的采写。本文根据论坛嘉宾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