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周年院庆活动于3月12日至4月27日举行。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于4月13日展开。图为论坛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新阶段。(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周年院庆活动于3月12日至4月27日举行。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于4月13日展开。图为论坛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新阶段。

　　以下为全部实录：

　　钱颖一：感谢各位院长、校长参加第一次分论坛，我们三场论坛每一场有五十分钟时间，我们这场论坛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判断。我们知道经过35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现在经济整体情况与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是完全不同了，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的经济，现在人均收入，经济总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等等，我们一共有三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的问题也很具体。

　　第一个问题，经济增速调整的合理区间，你们怎么判断？怎样的区间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潜在的风险在哪里？因为大家知道，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政府制定政策极其重要，过去的十几年，我们都是在两位数字，现在到了7点多，对接下来五年、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合理区间的预期究竟是多少，想请每位院长用简短的话来作自己的判断，并且给出你判断的理由。

　　任保平：尊敬的钱院长和各位院长，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测算和评价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成高速增长，将会保持很长时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未来是唱衰弱，大约认为在5%—6%左右，就是麦迪森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大致在5%左右。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预测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状态和趋势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下滑，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红利传统时代下降了，我们过去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对外开放红利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规模扩张和需求为主，这样的红利消退了，所以需要我们重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红利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接近了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就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技术创新和深化改革的问题，所以从传统红利时代向增长红利时代转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过去继续保持那样高的增长，我估计大致在7%左右，在未来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因为经济增长的轨道要发生转化。所以大致是在这个区间。

　　沈坤荣：关于经济增长要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短期来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确实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才能维持整个社会良性发展。这种增长多少是多少？那要看现有的基础是什么？从长期来看，刚才任院长讲到一些潜在的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从长期来看，比如资源禀赋，资源禀赋不可更改，第二个因素，比如说初始条件，初始条件已经形成，我们现在往后发展的初始条件，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基础，从需求角度来讲，我们出口产品产量有220多种都是全球第一，而且是大量过剩的，如果按照以往的速度，这只能是产能继续过剩，这种是不可持续的，比如说投资，我们由于民间投资资本的边界回报率下降，企业的投资各种各样的成本在上升，所以回报率在下降，企业民间投资不愿意投，这就要靠政府，政府投资前几年可能还有一点效果，现在由于前几年投资形成了一定债务，这种债务也不可持续了。第三，我们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也带来一些后遗症，使得金融风险有一定程度的显现，特别是最近用一些表外业务，支撑着这个增长，实际上是影子银行系统也不可持续，所以现有的初始条件难以再往下走，所以初始条件已经需要我们从原来的高增长往下走一点。第四，制度环境，这个就是效率的提升，当然效率提升会是我们这个国家未来如果能提升，就是潜在增长率提升最重要的方面，所以要推进改革，因为效率提升推进改革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为创新提供制度环境，因为创新、技术进步是真正的增长源泉，所以从长期增长来说，我们说推进改革为增长提供潜在的动力，而这种潜在的动力要能够释放出来，需要改革，需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所以这些问题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还是问号。

　　至于说多少比较合理，我觉得如果说一下子跌得太多，那就是原来的旧的环境大家觉得必须要破，但是新的环境没有立起来之前，这之间是有时间差的，这个时间差就要使我们稳定住经济增长，使社会良性发展，我觉得7%—7.5%左右还是比较好的预期，原因就是刚才讲的约束条件，使得我们不可能再更高增长，如果更高增长，会有其他风险产生，所以这样的选择是比较理性和现实的。

　　田国强：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反得问一下，如果我们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那么怎么做到？从短期来说，因为我们高等研究院有一个宏观预测中心，今年我们预测大概是7.5%，长期能不能达到，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从现在的趋势，我感觉到关键问题看我们能不能够向任何一个展示转型成功，就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如果这个转型不能完成，中国要素红利下降会往下去，现在能不能平稳转型，当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但是我感到担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个非常好，第二是现代国家治理改革，保证合理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是同样有我一些比较迷惑的地方，首先谈经济改革，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综合考虑。第二，我们文件里面仍然认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我看不出来，因为中国三十五年的改革，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创新和驱动，主要靠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行了三次，都是失败的，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计划经济，关键就是能不能让改革深化下去，我最近有一本书《中国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出去》，我里面讲了从回顾改革，求解改革，理解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个书里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比较完整的回答。

　　王广谦：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社会和公众的感觉里面，它还是有很大的冲动力和增长潜力。虽然说我们35年来取得很伟大的成就，我们的GDP是美国的50%，但是我们的人口是他们的4倍，平均收入在全世界还是处于中等往下，所以由于我们的基础，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虽然我们近期还是8%，不是取决于民众当中有没有这个动力，而是取决于我们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掌握在什么程度，我们过去的增长也是控制中出现的，如果不控制会超过10%，所以我感觉现在掌握在7.5%—8%比较好，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投资的方向。社会有需求，我们可以区分一下真实需求和意愿需求，如果能找到间接需求，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它，因为我们的发达和发展程度还是差得太远，如果有条件，还是按照8%左右调整政策比较合适。

　　王稼琼：我们首经贸专门有一个研究经济周期的团队，我们的结论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走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大致是7%左右的趋势。原因两个，一个是除了刚才大家提到的几个理由之外，一个是我们经济周期有一定的规律性。第二，大家注意，尽管我们把权力装在笼子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温总理说过一句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过程当中，需要给各个方面提振信心，而提振信心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率。

　　谢丹阳[微博]：先谈一下我们中国现在的地位，中国的GDP如果以2000年的购买力评价来算，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大概在15%。我个人的预测，到了2040年，中国GDP将占全球的25%，换句话说，有十个百分点的增长。要达到这个水平，我们需要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呢？实际上并不高，我们只需要4.8%，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的GDP增长率每年以不高于0.2%速度下降的，从目前的7.6%比如到今年的7.4%，明年的7.2%，平均下去之后，到了2040年大约会在2.5%，即使这样，中国仍然是很有成就的，能够达到世界GDP的25%。之所以我有这种考虑，是因为除了刚才我们同仁们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过去我们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基于我们从海外那么多的知识积淀，那么高的新技术，我们可以随意取来，我们可以把它借用过来，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到知识前沿和科技前沿，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靠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比从别人的地方拿来要困难得多，所以为什么我说将来到了2040年，咱们的GDP增长率可能只有2.5%，所以从长远来讲，26年中，我们平均4.8%，就足够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我不是说现在，是26年中平均4.8%。

　　钱颖一：谢丹阳院长他的领域是经济增长，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保罗。

　　张宗益：中央现在说稳增长，调结构，过去三十年增长，我们确实积累了很多矛盾，结构失衡，所以未来第一个观点，我们的第二产业基本上已经到位到点了，未来肯定服务业要增长，服务业的结构要加大，有一个调查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服务业在中国的生产率，远低于第二产业的生产率，这个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现在还不考虑资源投入等等问题。

　　第二个观点，过去三十年，其实我们有很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在个位数，只不过有的时候14%一平均就9%左右，但是很多时候是个位数，也就是说中国增长潜力，远远没有达到要超过10%的状态。所以我的第二个判断，过去很多年在个位数，未来可能在个位数下不能太高。

　　第三个观点，考虑到我们的资源禀赋，我们现在能源资源的约束，还有生态环境的约束，所以这个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另外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很高，所以现在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比三十年前的环境要差，假如我们有潜在的增长力，这种情况下也会下拉。另外中央大致定了7.5%，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就业，这是非常刚性的任务，如果增长率太低，不能保证就业的话会出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考虑就业这个刚性，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要低于7.5%。

　　所以我综合这些观点，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们的潜在就在5%—6%，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钱颖一：刚才各位院长和校长发言都很简洁，也很谨慎，刚才张校长已经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关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有很多种结构，我请你们每一位讲一个自己觉得非常突出的哪个方面，在这个结构调整挑战中，你觉得创新扮演什么角色，你觉得政府职能转变扮演什么角色。

　　张宗益：因为我来自西部，所以我谈一谈区域结构，实际上刚才我也说了，未来中国的增长，我估计西部会快于东部，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的条件比东部要差，所以这个也是拉低我们经济增长率的一个因素，这也算我的补充。刚才钱院长的问题在这个区域结构调整里面，政府的作用和创新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调整结构要依赖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这个结构调整，首先东部要调结构，就是东部跟西部之间的结构要调整，但是我们说首先东部要调结构，刚才说的是区域结构，现在是说产业结构，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且必须发生变化。第二，西部要尽可能地避免出现让东部地区出国了，落后的产能或者制造业的能力转移到国外，尽可能西部地区要能够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两个我个人认为应该实现的前景和蓝图。在这个前景和蓝图里面，所以我就说在东部地区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创新，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不可能实现。

　　另外，这些产能假如说要转移到西部，西部要有相应的跟国外相比，比如跟越南、柬埔寨相比，西部地区应该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西部地区要具有比较优势，我们这个时候就说，西部地区的创新，承接了这些产业以后的创新，这个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西部地区的创新以外，还有是针对西部地区本身发展的创新，也不一定说我只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从政府来说，我是觉得我们以前做研究老是比较东部、西部，总是要加一个结论，因为西部地区政府的干预比东部地区要更大，所以就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的政府来说，在这一轮政府职能转变当中，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实际上我想说的观点是，西部其实面临双重的机遇，一方面我们承接转移的机遇，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自身发展的机遇，所以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让市场在西部地区发育更完善，运行更健全，释放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我认为这两点是实现结构调整很关键的点。

　　谢丹阳：我谈一下产业结构的问题，现在的现实是我们过去三十年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看看对环境造成污染有多大，以及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使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丧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大学生又发现找工作很困难，换句话说，我们的大学生其实还是可以大有用途的，那么在哪一方面呢？我觉得应该集中在商业服务的出口。换句话说，要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开展竞争，其实虽然我们在英文方面稍微有一点弱势，但是只要我们经过培训，经过训练，再加上我们过去老祖宗有做八股文的基础，实际上我们可以赶上他们，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所有英文方面的行文，你只要套一下这个模式都会做的，因为我过去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后来做系主任以后，要写很多的英文评审报告等等，也就是套一个模式，也会写得非常现代化，非常达标。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是可以学会的。

　　第二，政府能够在这个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中国如果想把二十一世纪作为中国世纪的话，中国必须出现五到十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城市，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城市呢？就是说能够让全球人才，他们能够乐意到中国来服务、参与、作贡献，而且他们觉得在生活上没有困难，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美国世纪，不是由美国人创造的，是由全球人创造的，包括我们中国同胞在海外也给美国做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需要建设五到十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城市，能够有国际医院，国际学校，能够有双语交通上的标牌，使得全球人才，能够在中国生活很自如，能够过来给我们作贡献，所以创新角度来讲，我们不一定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的这些人才来为中国作贡献。

　　王稼琼：我们是北京市的高校，就想以现在比较热的京津冀一体化，来谈点对政府职能新的看法，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是炒得非常热的热点，前一段时间网上一炒保定要做副中心了，保定房价里面有上涨了，说明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很难有定论，中国的事情经常说摸着石头过河，政府职能如何发挥作用，需要摸着石头继续过河，京津冀一体化，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它是非常好的试验田。京津冀不像长三角一样市场化程度那样高，也不像珠三角一样，主要行政区划在广东省一个省内，京津冀国有经济比重非常大，行政壁垒又非常坚固，北京和天津两个核心，它的辐射功能，它的相互协作又相对比较弱，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还有一个客观存在，北京的周围，包括天津的周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贫困带，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和现实条件之下，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需要地方政府的平等协商，我们说政府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呢？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公共服务规划一体化，交通设施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当然还有生态布局的一体化，这些一体化布局，需要中央政府做顶层设计，同时需要中央政府建立一个纵向的协调机制，保证通过法律，通过政策，保证刚才说的几个一体化能够真正落实下去，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京津冀一体化，环渤海一体化的很多规划，十多年来进展非常缓慢，就是缺乏政府强力介入。地方政府怎么发挥作用呢？三个地方政府一定要在公平的、平等的、协商的条件下进行平等互动，没有大小行政级别之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有一种税收的分享制度，有一种利益的分担制度，有一种成本的分担制度等等，在公平合理的，兼顾各方利益条件之下，来平等协商我们三个地方的布局究竟怎么来布，至于产业转移问题，企业创新问题，要素流动问题，资源配置问题，这些让市场去做就行了，政府真正能够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这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化，决定了京津冀一体化，究竟能不能真正实现，能不能作为我们城市群建设的一个样板，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王广谦：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首先是化解产能过剩，然后是产业转移，还要和产业升级结合进来，光靠产业转移还不行，不管是转到西部还是国外，这都不是最负责任的说法，是在全球的供需结构平衡分析下，然后我们做一定的布局，靠产业升级，这是一个想法。比如刚才谈到的京津冀一体化十几年每年进展，我们开会一般都是转移，把好的留在北京，把高精尖的放在北京，就想把低的往外放，实际上像河北都很不愿意接，要不就把好的转进来，差的我宁可不接。另外还有一个升级问题，还有顶层设计，让三地生活上都受益，才能实现这种结果。至于什么减什么压，在投资结构上应该有所体现。第二产业里面内部结构调整要有很大空间，第三产业的份额，2013年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是第一次的小拐点，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它有它的规律，也不能迅速促进它，依然有很大的问题，比如文化产业的事情，也不能光靠拉这个比例问题，还要考虑其他方面，所以二产里面还有很多空间。投资投向上应该考虑更多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比如北京发展当中，停车位的问题，540万辆车，270万个停车位，客观上就差200多万停车位，你怎么划线布局都是有困难的，在投资的时候，和居民生活发展紧密结合，这样才会提高效益。创新也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前几天看到电视上，浙江省莆田县有一个创新企业家在展示自己的技术产权品牌，其中就谈到一个治理污泥的问题，他发明一个涡轮机，世界上转速最高的，通过这个技术可以达到排水的标准，同时污泥可以做成产品，做建材，做砖，展示出来非常好的。像这种在产业里面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中国二产保持在16%左右，恐怕还会有若干年的时间。

　　田国强：调结构，稳增长我听了十五六年了，每年都在谈，为什么搞不成呢？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政府不要管得这么细，根本上政府怎么让经济发展做到从要素驱动转到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效益驱动要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要建立市场制度必须要有一个有限的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有有效的政府，现在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和理清政府的错位和觉悟问题，要要素驱动这是最根本的，要素驱动靠国有企业我觉得是完全不行的，你怎么能够让真正的中国保持一个比较长远的高速增长，就是最后变成一个创新性的社会，我觉得一方面让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学应该相对独立，不要变成一个，不要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其他都是分校，那你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性的人才呢，任何一个社会各个行业，都需要高层次的创新性人才，需要企业家革命性、颠覆性、毁灭性的创新，靠谁？民营经济才有最大的创新，因为我是做理论经济学的，非常强调的就是内在逻辑的分析，你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政府定位说穿了就是四个字“维护、服务”，维护市场制度良好运行，建立法治社会，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服务比如环境的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政府要去做的，不能只是调某一个具体的行业，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会成功的。所以归根到底，在于国家现代治理制度的改革深化，在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解决改革发展稳定和创新的互动的关系，通过改革促发展，发展促稳定，稳定导致创新。

　　沈坤荣：我觉得调结构的重点，确实要规范政府的行为，但是政府不是说无所作为，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作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创新驱动，肯定要人来创新，要引进这样的有人力资本的人或者企业家到这个地方来创业创新，就要营造一些好的氛围，这是政府应该有的作用。第二，要维护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比如他研发一个产品出来，很快被模仿、拷贝，这样的氛围是不可能有创新的产生。第三，要营造一些公共服务机制，比如说跟企业，跟经济无关的另外一些创新，比如我个人来创新了，到了这个地方，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太太来了，我也来了，小孩来了入学怎么办？老人来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在东部地区，在营造创新氛围的时候，都遇到了种种的挑战，所以政府应该营造好的公共服务的平台，真正做到一个服务型政府，我们说有限的政府，它必然要有有效的功能来匹配，否则的话，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的机制，创新是不可能的，最近在江苏苏州创意园区，在无锡、南京一些创意园区，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对创意创新项目的限制，这个时候就呼唤着一种服务型政府的产生，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补位，不应该缺位，不应该走到市场一线办企业，这是调结构很重要的方面。

　　另外还要放宽市场准入，因为民营经济找不到贷款，有钱的民营经济又找不到投资的项目，因为准入的限制还是很多，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政府有所作为，使得调结构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是恰当的时候，如果是EMBA学员，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跟国有企业，从战略投资也好，从兼并重组托管也好，寻求战略合作是很好的时机，可能你的作为会改变政府的行为，为经济激增提供动力。

　　任保平：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问题，主要是要涉及到对我们经济结构失衡的总体判断问题。我们当前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不是一方面的失衡，不是像80年代的单方面失衡，而是全面失衡，所以全面失衡状态下，我们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就是我们既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高端化，解决当前的资源配置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经济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中国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出发，我们经济结构调整很大的方面就是要进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传统农业不能得到有效改造，现代化进程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未来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

　　钱颖一：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二十年前1994年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超过6000美元，所以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已经没有了，在新的竞争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中国怎么样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王广谦：教育是最重要的问题，国际化是最重要的问题，竞争力现在并没有失去竞争力，只是一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低于我们，总体来说中国还处于高竞争水平上。

　　王稼琼：我们中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我们国家将来国际竞争力的最关键要素，其实很简单，以前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没去过深圳，对深圳是一种非常羡慕，但是非常恐惧的市场感觉，不知道它其中是怎样的运作方式，同样慢慢时间长了以后，改革开放发展了，深圳经验进来了，很多深圳运作方式大家内地体会到了，觉得深圳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按照特区的一些经验，按照一些规律办事，同样在国际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我们的学生首先了解市场，国际上是什么样的，逐步适应它，按照国际规律办事，来从事我们的经济活动，所以我觉得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对我们国际竞争来讲至关重要。

　　田国强：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关键还是靠能不能够继续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式去做。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你想想中国人就是一个市场经济动物，你可以看到一点，在中国不管有多少问题，他就像一个大工地，每个人都想怎么发家致富，在美国在过社会主义，五点钟下班以后享受生活，所以能不能够有竞争力，关键是能不能继续按照邓小平指出的改革开放的那条路走下去，真正让非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的竞争力其实就在于在座各位和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尤其是我们武汉有130万大学生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我说竞争的方向，将来就是在商业服务的出口，包括金融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IT方面的服务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大有作为的。

　　沈坤荣：我觉得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有这样的国际眼光，来拓展国际市场，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去拓展我们的商业领域，传承我们中国好的商业模式，使得我们中国的产品遍布全世界的同时，也传承我们中华文明好的方面。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任保平：提高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可能在于我们人力资本作用的知识发挥问题，只要把我们教育作用发挥出来，人力资本在经济里面真正发挥作用，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会得到不断提高。

　　张宗益：第一，体制机制，我觉得我们过去三十年，我们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体制机制，钱院长刚才说了从300到6000，实际上我们300之前更低，也没有竞争力，所以我觉得体制机制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怎么样发挥中国这个大国，而且阶段性发展，经济形态比较丰富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第三，我觉得是危机意识，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好象我们世界第二了，但是我认为人均我们还是很低，所以危机意识是我们能不能拥有竞争力非常关键的一点。

　　钱颖一：非常感谢各位院长对我提的三个问题作了非常精彩的发言！